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查看

我国应着力于“超常”学生的选拔和培养 杨德广

—— 兼论“钱学森之问”的破解


QQ图片20190618084349.png


关键词:“超常”学生;“超常”教育;杰出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杨德广,男,江苏南京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团委书记、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原上海大学校长、新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上海震旦职业学院院长,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先后荣获“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等教育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中国当代教育名家”、“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中华慈善楷模”等荣誉称号,创办“阳光慈善专项基金”。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管理和德育、英才教育、老年教育研究。


“钱学森之问”已成为国人高度关注的课题,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探索和破解这一难题。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这里面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如何选拔人才?二是学校如何培养人才?我们必须从源头上找问题.因为杰出人才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经过选拔和长期培育出来的,要从人的儿童时代就开始选拔和培养,尤其要着力于早期“超常”学生的选拔和培养。


翻开世界教育史,发达国家对“天才教育”、“英才教育”十分重视,培养了许多拔尖创新人才,对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学校之所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尖子人才的早期选拔和培养。在当今世界各国激烈地竞争中,关键是人才竞争,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高端人才、尖子人才严重不足,我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对“超常”人才、尖子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过度关注教育的“稳定、平等、公平”。本文主要论述“超常”学生的特点,“超常”“超强”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介绍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超常”教育、英才教育的理念及经验,在此基础上,理出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何实施“超常”“超强”教育的建议。


一、何谓“超常”学生


古今中外一直有“超常”教育,但对“超常”儿童的称呼不尽相同。中国古代有“神童”一说,认为特别聪明和有才能的儿童是“天神”赐予的。外国则有“天才”之说,认为禀赋极高的人是先天遗传的,是“上天”赐予的,故称“天才”(gifted)【1】。1978年以后,中国学者首先提出“超常”儿童和“超常”教育的概念,认为儿童的非凡才能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显然,这种冠以“超常”之名的提法要比“神童”和“天才”更科学。


那么,何谓“超常”学生呢?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大致有四种:一种是“智商论”。即主要以“智商”的高低来判断儿童是否是天才儿童,如美国心理学家特曼就认为,智商指数超过140的儿童,就是天才儿童。二是“创造”论。如托伦斯认为“天才”儿童具有很强的创造才能,但他们的智商测试并不见得很高,如果仅以智商为标准,那么70%具有创造才能的“天才”儿童就将会被排斥在“天才”儿童的范畴之外。三是“情商”论。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任朱利(J.S.Renzu)认为,要定义“天才”儿童,就必须考虑他们的“情商”即“非智力因素”。他认为,天才儿童有三方面特征:①中等以上的智力,②对任务的承诺,包括动机、兴趣、、责任心和自信心,以及坚毅性、吃苦耐劳精神等非智力因素;③较高的创造性。四是“综合论”。1983年坦纳鲍姆(A.T.Tarmebaum)指出,天才是由一般能力、特殊能力、非智力因素、环境因素以及机遇因素等五种因素交互作用产生的。还有的心理学家指出超常儿童具备6要素:一般智慧能力、特殊的学业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领导能力,视觉和表演艺术及心理动作能力。【2】


我国的心理学家提出的“超常”学生,是指“智能明显超过同龄常态儿童发展水平或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儿童。”“超常”儿童是针对常态儿童而言的,是指在儿童或青少年群体中有常态(一般)、低常、超常三类,居于超常智商(占5%左右,天才占1%左右)界定为超常儿童、天才儿童【3】。他们首先要有较高智商,至少占同龄人口总人数的15%-20%以内。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超常儿童的智商并不最高,但在某一方面,却有特殊才能,比如拥有很强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如创造发明),所以也被称之为“超常”学生。


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笔者将“超常”学生概括为三高:高智商、高情商和高创造力。高智商即思维力、记忆力、学习力、吸收力超过常人,智商分数在130分以上;高情商是指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奉献精神,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领导能力,心胸开阔,相容性大;高创造力是指有目标追求,有进取精神、执着精神、吃苦精神,有好奇心。还有一些“超强”学生,是指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专特长、强烈的兴趣爱好和超强的能力,而在智商方面不一定就“超常”。那么,“超常”学生或“天才”儿童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赞成“天神赐予”、“上天赐予”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我认为“超常”学生的产生因素有两个:一是遗传因素,在智商和身体素质方面,遗传基因有一定的作用,否定遗传作用不是唯物主义者,但“遗传决定论”是不正确的,遗传基因好只是为后天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和条件;二是后天环境,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超常”和“天才”,取决于后天的作用,包括教育、环境影响和本人的努力。


二、古今中外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一)我国“超常”儿童教育发展概况


在古代,“神童”即“超常”儿童,是指他们在其人生的某一时期、在科学技术的某个方面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如汉朝张衡创制世界第一个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算出了精确度较高的圆周率近似值,创制了《大明历》;郭守敬则是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他创制的授时历比罗马教皇颁布的格里历还早了300多年。这些人在少年时代,都是当时的“神童”、超常青少年。据《中国古代神童小辞典》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对神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选拔和培养。“超常”儿童出现率最高的是唐宋时期。有据可查的唐朝“神童”有49名,宋朝有43名,【4】培养和推荐神童成为当时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家庭也十分重视对“超常”儿童的培养。当时还没有完善的学校教育,“超常”儿童的产生、创造力的发挥,取决于“优异的遗传因素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根据中国古代172名“神童”家庭出身的调查,绝大多数出身于官宦门第,或学士名流、书香门第。他们大都具备优异的遗传基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拥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及其所带来好的教育条件。【5】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急需各类人才,当时的教育资源全部用于满足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对“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则无暇顾及。文革期间,包括“文革”以前一段时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国各级学校不敢对“超常”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认为这是走“白专道路”,是搞“个人奋斗”,从而严重影响了拔尖人才的成长,导致高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普遍存在“平而不尖”的状况,同时也导致我国科技领域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领军人才、创新性拔尖人才。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所好转。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杰出的人才”,从而打破了我国在“超常”儿童培养上的禁锢。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少年班。1984年,天津实验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超常儿童教育实验班。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颁发了《同意北京大学等12所院校举办少年班》的文件,但目前只有中国科大和西安交大仍在招收少年班。1985年,北京八中建立了第一个缩短学制的中学超常少儿实验班。此后,华中理工大学、天津津耀中学、上海实验学校、东北育才学校、北京育民小学等也开展了“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实践。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北京八中开办的“超常”教育实验班,目标是“使超常儿童潜能得到最佳发展,成长为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办班理念是:“以体育为基础,德育为核心,创新精神为重点,为培养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能力的一流人才打基础”【6】。北京八中注意与顶尖机构合作办好“超常班”,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市教科院等合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超常儿童鉴别方法。超常班的招生对象为10岁左右且具有四、五年级文化水平的智力超常儿童,入学后接受四年的弹性学制,读完小学五、六年级加上中学6年共8年的课程,即14岁左右完成高中阶段的全部课程。每年招一个班30人,14岁参加高考,均超过北京市高考成绩最好的高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中国“超常”儿童研究协作组,专门编制了两套工具书:一套是《鉴别超常儿童认知能力的测验》,一套是《鉴别超常儿童非智力个性心理特征问卷手册》,其中包括幼儿、小学、少年三种测验。这些都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二)国外“超常”儿童教育概况


1.美国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早在150年前,即1868年,美国就有了天才教育计划。时任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学校校长威廉姆·哈里斯(W.T.Harris)就提出:为有天赋且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提高教学进度,缩短教学课程,从而开创了美国天才教育的先河。1901年,美国第一所天才儿童专门学校建立,则揭开了美国天才教育的帷幕。1954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国家科学基金计划》(NSFP),明确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天才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要求由联邦政府给地方拨款进行资助。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惊呼为什么在航天领域落后了?认为根源在于教育落后。于是,在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案》,其中包括加强对天才学生的培养力度,重点培养在科学、数学和外国语言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由联邦政府为他们提供专项资金。该法案提出:“保证任何天才不因经济问题而失去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65,美国国会通过在小学和中学实施“发展天才教育方案”,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白宫资优及特殊才能特别委员会”,对天才教育事业进行监督和指导,目的在于不要让有天才的人消失,要把每一个有天才的人落实到天才教育中,并明确规定要加强天才教育的研究工作,由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

1969年,美国联邦法案规定,由美国教育委员会指导天才教育研究工作,并支持州政府发展天才教育方案,为了切实加强天才教育。1972年,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了“天才儿童教育局”,专门管理天才儿童的选拔和教育问题。1973年美国教育署设立了“天才教育处”。1978年联邦政府颁发《天才教育法案》,规定要给天才教育更多资金资助,责令成立州及地方教育机构与公立、私立学校形成合力,共同实施天才教育。1986年,《Jacob Javits英才学生教育法》规定,应加大力度教育与培养天才青少年,使之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有关天才教育的法案,增拨790万基金,重新组建“优资及特殊才能联合办公室”。1990年成立了由美国教育部牵头的美国国家“英才研究中心”【7】,用以开展英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


为了切实开展好天才教育,美国也很重视天才儿童教育师资的培养。早在1979年,美国就有100多所高等院校,培养天才教育的师资,从而也形成了一支具有培育天才能力的专职教师队伍。2011年,美国还提出《授权教师给予天才和高能力学生帮助法》法案,不仅重视天才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且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保障,而且还建立了“天才儿童资料库”。


美国把同龄儿童学习成绩的前10%确定为英才学生,排在同龄人前1%-3%的英才学生则会受到重点关注和特别培养。美国对“超常儿童”、“天才青少年”培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1)设有特殊班级的英才学校。把超常儿童、天才青少年集中在一起学习、培养,有专科(单科)性质的(如数、理、艺术等),也有综合型的。这种专门培养英才、天才的学校,智商一般要在130以上的儿童和少年才能入学;(2)普通学校内的超常教育。不把超常儿童专门放在一所学校里培养,而是与其他学生放在一起,但可以让他们提早入学,并对他们加强个别辅导。如为他们建立可供自由选择的弹性课程,根据需要开设特殊科目,允许跳级,鼓励他们独立开展研究等;(3)家庭型学校。即在家上学,主要由家长(或外请教师)教和自学。有些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有特殊的才能、特别的兴趣爱好,而学校教育又满足不了孩子的需求和发展,于是就把他留在家中接受教育。


美国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之所以比较成功,一是在思想观念上承认有超常儿童和天才的存在,对每一个天才儿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给予特殊的待遇;二是重视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为培养天才青少年提供政策保障和支持;三是加大资金投入,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从企业到基金会,都拨专款支持天才教育的研究和实施。


2.英国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英国将英才教育列入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于1999年出台“追求卓越城市教育计划”(EIC计划),要求学校任命一名英才教育协调员,选拔5%-10%的在校生为“英才学生”,并设置不同的教学规定和教学计划。截止2004年,英国有40%的中学(约1300所)、15%的小学(约1800所)所启动了EIC计划【8】。2002年,英国创办了国家青年英才学院,为全国11-19岁的英才学生提供特殊课程服务,政府每年提供500万英镑支持此项工作。2008年,英国有78万学生被鉴定为英才学生。为提高英才学校教育质量,英国十分重视英才教育中的师资培训,要求教师必须树立英才教育理念,并纳入教师专业标准。英才学生教育教学能力成为衡量优秀教师的重要指标。英国的“超常”教育,还体现在公学这种学校教育模式上。英国的公学是实施“超常”教育、“英才教育”的私立学校,培养了许多有超强创新力的学生。这里有一流的生源,一流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有一流的教师,学费昂贵,选拔严格。入学考试内容广、要求高,偏学术性【9】。


3.新加坡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新加坡于1984年实施天才教育计划,目标是致力于培养英才儿童,使其充分发掘和实现自己的潜能,以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到2001年,新加坡已经有9所小学和7所中学成立了“天才教育计划中心”。新加坡教育部认为,英才儿童应具备六个条件:综合能力、特定的学术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领导能力、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方面的能力、心理活动能力。在新加坡,对英才儿童的选拔是从小学阶段四年级开始的,即从学生总人数中选出1%作为天才教育计划的入选对象。考试科目有英语、数学和综合能力测试。此外,为了更好地推行它的天才教育计划,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还与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毕业证书认证机制。【10】


4.新西兰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新西兰是一个多民族的发达国家,对教育和人才培养,也非常重视。1997年成立了新西兰“英才教育咨询小组”。2000年该国教育部印发了《英才学生,新西兰学校满足他们的要求》,用于为所有英才教育学校提供指导。2001年,其教育部正式组建了英才教育工作小组。2002年,新西兰政府颁布了《英才学习者促进法案》,强调要保障所有的英才儿童均能接受到合适的教育【11】。


三、超常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智力“超常”儿童、能力“超强”儿童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能及时把他们选拔出来进行早期培养、及时培养,必将有助于他们的茁壮成长。他们犹如金矿、银矿埋藏在地下,发挥不出应有的价值,一旦开采出来,加工锤炼,便熠熠生辉成为宝贵财富。但不同的是,金矿、银矿埋藏在地下几百年数千年都不会变质变性,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尤其是“超常”儿童的智力开发和培育是有时效性的,如果过了拐点期就难以激发他们原有的强烈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也因此就失去了培育和成长的最佳时期。这也如同农作物的种植一样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错过了某个节气或种植时机,农作物就将发育不全甚至棵粒无收。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体育天才、音乐天才、艺术天才、棋类天才或科学天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少儿时期就被发掘出潜能,并加以培训和引导,同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改善了,资源丰富了,这些都为儿童早期的智力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带来了良好条件。如果我们能及早地把这些“超常”或“超强”儿童选拔出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给予充分的阳光雨露,并及时培土、施肥,让他们在适合的环境里茁壮成长。反之,如果让这些“超常”儿童混合在其他普通儿童之中接受一般教育,把大量时间消耗在他们早已掌握或根本就不喜欢的教学内容上,他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钻研自己的兴趣爱好,从而也就错失了无法挽回的、最好的发展时机。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的教育,千万不能忽视对百分之几“超常”和“超强”儿童的选拔和培养。美国教育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着力于5%天才儿童的培养。有不少人认为,美国的教育是失败的,基础教育质量不高,远不如亚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美国5%的英才教育却是成功的。正是这5%的英才,支撑和推动了美国科技、国防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因此在世界的竞技舞台上长盛不衰。若论高等教育而言,美国的英才教育主要集中在二、三十所顶尖大学。全国各行各业,包括政界、经界、军界、科技界的杰出人物,绝大部分来自于这二、三十所顶尖大学。由此可见,英才教育、拔尖人才培养对美国的发展和强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一位学者说的,人才是分层次的。

英才是高层次人才,居于金字塔的塔尖,是人才大军中一支“特种部队”,有卓越的创造能力,是人才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力资源质量的关键要素【12】。再如,上文所述的英国私立学校“公学”是中学阶段的英才教育,学生人数仅占英国中学生总人数的1.4%,且分别获得牛津和剑桥50%与55%的招生名额。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外交官中的95%、将军中的87%、法官中的85%以及政府高官中的87%,都毕业于以“英才教育”著称的“公学”【13】。可见,“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在培养高端人才、尖子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再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如果说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资金,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和高科技。当今社会己进入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靠各类拔尖创新人才、精英人才。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有一批精英人才,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精英人才,这个社会和国家不可能有高水平、高品质的快速发展。我国必须有大批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才能在激烈的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中取胜。而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必须从小抓起,从超常儿童的选拔培养抓起。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的培养措施,没有让他们自主学习,自由活动,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就必将泯灭他们的才智和潜能。


实施“超常”教育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及早将那些未来精英人才的苗子选拔出来,然后精心培育,把他们的潜在的专特长以及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从而使他们不断成长,以至成为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我国目前最紧缺的就是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和核心科技,为此急需培养和造就能创新高科技的杰出人才,而加大培育超常儿童和天才青少年,正是培育有创新精神、有创造能力的高科技人才的基础工程。


四、我国“超常”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超常”教育方面尚存在严重的不足和问题。在精英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5%以下。如1978年仅1.56%,1998年仅9.6%,直到2002年才达到15.03%。当时的大学生多数属于“超常”学生,但没有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给予“超常”培养。因为各行各业人才奇缺,高校必须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专门人才,难以实施特殊的“超常”教育和英才教育。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己进入大众化后期,毛入学率在48%以上,每年招收700多万大学生,完全可以将1-3%的“超常”学生选拔到英才学校或英才班、尖子班,给予特殊培养。但这项本可以实施的工作,至今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对“超常”教育的认识存在思想观念上的偏差。


一是受传统“均衡论”观念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有不少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的消极观念,其中包括“均衡论”。中国古代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即不担心人们分配得少,而是担心分配得不均匀。这是典型的“均衡论”思想或平均主义思想。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不担心财富不多,只担心财富分配不均匀,反映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即不担心“拔才人才”出不出来,而只担心录取、招生标准和规则不公平。一旦招收偏才、怪才、“超常”人才时,由于他们的考试分数不是最高,就会受到不少人的质疑、谴责、批评。在“教育公平”的声浪中,这些有望成为“杰出人才”的人往往被扼杀在摇篮中,排斥在校门之外。


二是“左”的思想影响至今还没有肃清。在“文革”时期“左”的思想路线下,业务上尖子人才往往被视为“只专不红”、把培养尖子人才视为“白专道路”。现在这种观点虽然己经没有市场了,但在不少人的头脑中,仍然把培养拔尖人才、实施“超常”教育认为是在搞特殊化、搞特权,是在为“官二代”、“富二代”孩子提供上升通道。认为这样做,还会必然会出现“捅路子”、“递条子”、“开后门”等各种不正之风,从而污染社风气,滋生社会腐败现象。(事实上,目前一些名牌民办小学、中学即“超级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子女,并非“双二代”子女)邓小平早就主张要办好重点学校,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去学习。但反对办重点学校、反对把优秀生优先录取的呼声不断。正是这种“左”的思维定势,阻碍了“超常”教育、英才教育的发展。


三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贻误了“超常”教育。改革开放后,许多有识之士批评完全按分数录取的招生制度,埋没了有专特长的人才,提出要实行自主招生制度,对专特长学生加分,或降分录取,如对参加全国或省级奥赛、技能竞赛的优胜者,可免试直升或破格录取。这些措施对选拔和培养“超常”学生和尖子学生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取得一定实效,对挖掘学生潜能、激发学生专特长的发展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试行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少数地区和学校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一些主管部门就取消了自主招生,取消了对专特长学生的加分,又恢复到以前的“以分为本”的招生制度。许多能够展示青少年学生才华、有助于早期发现人才的竞赛绝大多数被取消了。诺大的中国,只批准29个竞赛项目。

唯恐出视“走后门”“潜规则”等问题。实际上,这些向题与改革的成果相比是次要的,成绩和主流是好的。而且这些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是局部的、个别的,完全可以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监管予以解决。然而有些教育主管部门,把支流当主流,把局部当全局,经受不住舆论的压力,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殊不知,这种简单化的“一刀切”式的做法,必将导致许多“超常”学生(高智商学生)和“超强”学生(专特长学生)被排除在校门之外.也泯没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另外,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是违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以上这种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思维方式,显然阻碍了“超常”教育和英才教育的发展。


四是“三个一切”观点阻碍了“超常”教育。近些年来,在招生中把“稳定压倒一切、分数高于一切、公平主导一切”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超常教育和天才教育不能实施、不敢实施。“超常教育”就是要选拔和培养尖子学生,这是一项很繁杂的系统工程,对正常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及教育秩序也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工作难度较大,当然也会在社会舆论中产生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都属于正常现象,不必惊慌失措。有些人担心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少地方和学校因怕“惹是生非”,怕“不稳定”,只好放弃“超常”教育。当今升学制度仍是以“分数为本”,“分数高于一切”,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文件中虽然有对学生“素质”要求,但这是软指标,因为人人“素质”都合格。

招生录取时依然是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以维护所谓的“教育公平”。然而有专特长、有兴趣爱好的“超常”学生、“超强”学生,往往在考试分数上考不过那些潜心读书的“学霸”和应试生中的考试“高手”。在“分数高于一切”、“公平主导一切”桎梏下,“超常”“超强”的有特长学生得不到特殊照顾,迫使这些学生只好在提高考分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发展专特长和兴趣爱好上下功夫。于是,这些学生由于得不到进一步培养的机会,“超常”“超强”的优势逐渐退化,变成平常人,普通人。我们不能以所谓的“教育公平”违背人才成才规律、违背教育发展规律。如果我们的教育以及考试招生选拔制度不鼓励、不激励1-3%的“超常”学生,而是用所谓的“公平”“分数线”挡住他们前行,实际上是在扼杀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钱学森之问”岂能破解?


五、我国如何实施“超常”教育


实施超常教育并非仅仅是招生考试问题,也并非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而是一个从思想观念到教育制度、教育政策问题,是一个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的制定到精细化的实施方案的落实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有战略高度,又要齐抓共管,落到实处,力戒空谈。


(一)要树立实施超常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善待“超常”儿童和学生


要认识到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表现在经济、国防、科技、文化等全方位的竞争,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核心科技领域差距更大,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拔尖创新人才,因此要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我国要在未来四五十年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就必须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抓起,着力实施超常教育,让尖子人才脱颖而出。


为此,就要树立实施“超常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学前教育教师到各级教师,认识到超常教育的重要性,善于发现“超常”学生,及时选拔推荐,实施“超常”教育。首先,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要善待“超常”儿童和学生。若将他们适时地招收到合适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学校,如禾苗获得阳光、雨露,茁壮成长,大有所为;若将他们与常人一样看待,都固定在同一个班级学习同样的课程、考同样的试卷,并以分数作为升留级和升学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些“超常”学生必定就会为了追求高分数而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应对作业、考试,被强迫地学习自己不喜欢的课程和专业,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专特长去发展自己,虽也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却被磨灭了,从而也错过了最好的成才时机。

最有希望培养成杰出人才的“超常”学生就这样被耽误、被淘汰了。这就是钱学森说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具备杰出人才素养和基础的“超常”“超强”学生不着力挖掘和培养,如同对藏有金子的矿石不去开采,而着力开采一般的石矿和铁矿。不去挖掘开采金子何以出金子?不去选拔培养杰出人才何以出杰出人才?开采出数万顿石矿、铁矿,也不如开采一公斤金子有价值。知识经济时代杰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是无价之宝,国家缺乏石矿、铁矿可以进口,而缺乏尖端人才,是不可能进口的。我们必须有培养杰出人才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才能善待“超常”学生,重视“超常”教育。


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13岁以前是“超常”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4岁、7岁和13岁是发展期的三个拐点。包括科技精英、国学大师、体育尖子、文艺尖子,概莫如此。我国有一支“珠心算部队”肩负着特殊的国防使命,他们的年龄仅8岁左右,都是从“超常儿童”中用超常的方法选拔出来的,并以超常的方法强化培养。突破一般学校的招生、培养模式。“超常”儿童少年的成长是有时间节点上,必须抓住节点和拐点,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及时培养和训练,可促使他们快速成长,造就成尖子人才、精英人才。相反,如果不及时培养、犹如农作物种植过了节气,失去了生长发育的时机。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


善待“超常”儿童就是要用超常的方式及早发现,用超常的方式及早培养,不宜把“超常”学生与一般学生放在一起培养,不能以考试分数束缚他们的“超常”发展。否则本可以成为“杰出人才”的“超常”儿童、“天才”少年被扼杀在“以分数为本”的应试教育之中,这是教育的失败和悲剧。“超常”学生具有超出同龄人、常人的智商和创造力,必须采取超出常人的、超出常规的培养方法。对超常学生应从智商、情商、创造力方面考核他们,不能仅以考试分数、“全面发展”考核他们。


概而言之,中国不缺“千里马”,而缺识“千里马”的“伯乐”;中国不缺“超常”“超强”人才,而缺选拔、培养人才的机制;中国不缺金矿、银矿,而缺开采意识和能力。只有树立高度的为国家培育杰出人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才能高度重视“超常”教育工作。


(二)要转变思想观念,破除“三个一切”


一是关于“稳定”问题。实施超常教育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对管理工作、教学工作带来一些麻烦,这是正常的。只要讲清这项工作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制定好完善的规章制度、操作程序,是不会影响稳定的。但现在有些人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小题大做、惊慌失措,莫须有地与“维稳”挂勾,反对搞“超常”教育,这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同时,我们还要警惕个别制造不稳定的人。世上有一种“恶”就是“自己好不了也不让别人好,自已上不去也不让别人上去”。有些人的孩子智力很平常上不去,又不让智力“超常”的孩子上去。一旦别的孩子上去了,嫉妒恨心理爆发,就吵闹不休,“不公平、不平等”帽子满天飞,甚至制造事端。我们不能以“维稳”为名姑息迁就这些人,不能妨碍“超常”教育的发展。不要把不属于“维稳”范畴内的事,夸大其词上升到“维稳”问题。目前的义务教育阶段,把“超常”儿童与普通学生放在一起培养,前者“吃不饱”,后者“受不了”,于是出现一批“超级”学校的“超前”教育,这样就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反而会导致不稳定。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重视“超常”教育,国家培养不出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我国科技一直就处于落后状态,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稳定吗?只有办好“超常”教育,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国真正稳定、繁荣,长治久安。


二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问题。升学考试以考分为主要依据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否则就会把那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排除在校门之外。“超常”儿童,往往在某一方面有强烈兴趣,出类拔萃,对这些特殊人才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加以培养,如果完全按分数录取,必将把许多有望成才的“超常”儿童、英才青少年被剥夺获得合适教育的机会,必将引导所有的学生放弃自己的特殊爱好和专特长,去应付升学考试,追求分数,将来就会演变成为“平而不尖”的“合格”人才。如果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借口,则耽误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这是典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定势,是“以分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进而言之,我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人”不是由分数决定的,分数不能全面客观地体现出一个人的本质,有高分低能者,也有高分缺德者,分数仅仅反映人的智商的一部分。仅仅以分数的高低来评判人、选拔人,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三是关于“公平”问题。有人认为“按考分录取是最公平的”。这种貌似公平的做法,实际上却是不公平的。究其原因,一是不同的学科专业,不同的行业对学生的素质、知识结构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以考分为本,完全按分数录取学生,对学科专业和用人单位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毕业生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二是对“超常”儿童少年来讲也是不公平的。他们平时把大量时间、大量精力花在发展自己的专特长和兴趣爱好上,比常人艰辛许多,他们如果把大量时间、精力用在课业上,完全可以考出高分。不善待“超常”学生,不因材施教,本身就是不公平,对国家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正是这些“超常”学生中有奇才、怪才、天才,培养好了将来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现在用所谓的“公平”不为他们提供适宜他们发展的气候土壤,甚至排除在校门之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社会和国家的损失。


(三)要制定“超常”儿童的选拔标准和操作办法,大力创建“超常”学校


为了确实把那些“超常”儿童选拔出来,推荐到“超常”学校或英才学校,大中城市可设置专门的测试点,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测试出“超常”学生的智商指数,凡达到标准的便可获得相关证书,方有资格报名“超常”学校或英才学校,以防“递条子”、“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鼓励创建用来专门培育“超常”儿童的“育英学校”、“英才学校”、“特色学校”等。这类学校应以民办、私立学校为主,把现有的质量较好的民办小学和民办中学改为以培育“超常”学生为主的学校。一些公办学校在校内也可以开设“育英班”、“英才班”或“尖子生班”。全国有2亿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其中智力“超常”学生有600多万,为此要办上万所英才学校及“英才班”、尖子班,这样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然而我国目前太少太少,发展潜力很大。


为了确保“超常”教育在招生、教学、管理、质量保障等方面能够正常运行,应在入学条件、选拔制度、办学规则、教学内容、培养目标、教师规范、学生守则等方面制定操作办法,同时包括制定筛选制度、淘汰制度、退出机制,以确保真正的、有发展前途的“超常”儿童能进入到这类学校和班级学习和升造。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出现“开后门”、“通路子”等不正之风,或出现许多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很优秀而千方百计要送进“超强学校”。但只要制定好相关的制度和措施,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家长把没有专特长的、智商不高的、没有强烈兴趣爱好的孩子送到这类学校,根本就不可能适应高难度、高强度的学习环境,甚至会耽误自己孩子的学习。

有人说,创办“超常”学校(班级)很有必要,但如何应对”双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纷至而来。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我认为只要规范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和实施条例,加上党风党纪管控严格,日益好转,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凡符合条件的“双二代”准予入学,不得拒收;凡不符合条件的“双二代”一律不予录取,不得照顾。教育主管部门不能因为“双二代”问题望而生畏、怯而止步。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不敢开展“超常”教育,这是不敢担当、不作为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选拔敢担、有作为的干部到各级工作岗位。教育系统更需要这样的干部。我国“超常”教育发展缓慢,不进反退,与教育主管部门缺乏有战略眼光、缺乏”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关。


(四)要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超常”儿童的培养力度


一是从政府层面设立专门从事“超常”教育管理的部门和机构。如可以在国家教育部设立“英才教育司”,在地方教育厅(局)设立“英才教育处(科、室)”,专门管理“超常”儿童教育、英才学生、天才学生教育。要把超常教育列入教育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之中,制定“超常”教育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条例;审批“超常”学校或英才学校举办的条件;检查督促英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确保“超常”儿童能及时得到相应的合适教育;组织交流“超常”教育的经验,推动其健康发展;帮助和扶持各类英才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培养出尖子人才,输送到最适合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造。

我国”超常”教育能否像发达国家那样蓬勃健康地开展起来,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主管部门要把“超常”教育作为份内工作、重要工作。要像抓抓义务教育、抓“双一流”那样高度重视。但在教育部下达的主要文件中,年度工作计划中,几乎从不涉及“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尽管对高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比较重视,但“超常”教育必须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抓起,并沿续下去。到了大学再抓固然也会有作用,可是许多本可以成为拔尖人才的“超常”儿童少年,由于没有“超常”教育早被流失了。进入大学的“高分尖子”,许多人是没有专特长、没有个性、高分低能的缺乏创新思维的学生。到了大学才想起来培养拔尖人才,为时己晚,尖子学锐减。


二是在学校层面,各级学校都要善于发现“超常”儿童,要建立学习档案,及时选拔推荐他们到适合的学校和环境学习和升造。为此,学校一方面要加强大脑开发、思维训练、能力发展,增加知识点、扩大知识面等智力因素的培育;另一方面也要对这类儿童和学生加强理想信念、品德品行、意志毅力、身心健康等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培育,尤其要有艰苦奋斗精神、吃苦精神。


三是在社会层面,建议在中国教育学会及中国高教学会这些全国性学术组织下设立“超常”教育、英才教育、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等类似专门性的研究会、联盟、协作会等研究机构,搭建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同时,鼓励和引导企业、基金会、社会贤达积极扶持、资助这些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校及相关机构。


我国是高度集中管理、行政领导力很强的国家,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实事,效率很高。我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利也很大,对增加教育投入、加快教育改革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果能够着力于“超常”教育、英才教育,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切实措施,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阶段抓起,及早发现、及早培养“超常”“超强”学生,并与高等院校、科研部门、相关企业相衔接,协同培养、连续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加快建成适合每个人的教育,努力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不同素质潜力的学生都能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教育。开展“超常”教育,正是习总书记强调的“每个人的教育”。”超常”教育是教育规律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决定的。背离了规律就是错失了“超常”人才培育、发展的机会,因此“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悉,新创建的杭州市天元公学,将实行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条龙”办学模式,作为“超常”教育、“每个人”教育的示范学校。“探索实施个性化潜能教育实践,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不同素质潜力的学生都能成长成才”。期盼这一新型的学校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为我国“超常”教育、为杰出人才选拔培育,注入新的元素,探索新的路子。建议每个省(区)市至少创办一、二百所“超常”学校,有条件的小学、中学都要办“英才班”、“特色班”。我国大批精英人才将会如井喷一样涌现出来,“钱学森之问”也将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苏雪云,杨广学.“天才”与”专才”:英才教育基本概念辨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9(12):57-59+82.


[2][3]朱训明,谢天,周静.浅谈超常儿童教育现状与建议[J].知识经济,2010(16):165-166.


[4][6]吴杰玲.借古鉴今,浅谈当今超常儿童创造力教育[J].亚太教育,2016(04):12-13.


[5]查子秀.儿童超常发展之探秘——中国超常儿童心理发展和研究二十年论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7.


[8]王俊成,何静.开发人才中的”富矿”:北京八中31年超常教育探索及启示[J].中小学管理,2016(09):28-31.


[9][10][11]王佳,褚宏启.新加坡英才教育的举措与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3(05):43-47.


[12]程黎,王寅枚.新西兰英才教育的政策与实践[J].比较教育研究, 2013(5):48-52.


[13]褚宏启.追求卓越:英才教育与国家发展——突破我国英才教育的认识误区与政策障碍[J].教育研究, 2012(11):28-35.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重庆西促文化交流中心    渝ICP备13007947号-2
联系单位:重庆2488号信箱
联系方式:hexiexibu16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