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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性变革——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 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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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百年。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促成这个变化的推动力量和领导核心。没有党的正确领导,这种变化不可能实现。


一百年前的中国,由中国国民党领导实现的国家统一是假统一,内部军阀混战,外部列强环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资本主义艰难举步。缺少文化又饱受封建压迫、灾难深重的贫苦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根据中国资产阶级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实际情况,与代表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然而国共合作还没有几年,由于孙总理的逝世,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4.12”大屠杀,让30多万无辜群众和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被迫实行武装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当时还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这时,党面临两难选择:继续搞民主革命吧,不仅与国民党划不清界线,更得不到广大农民支持。搞社会主义革命吧,时机还不成熟,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经过短时间徘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领导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区别于传统的民主革命,又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同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在本质上是四个革命阶级的通力合作,所以新中国的国旗上有四个小五星向着中间那个大五星,表示四个革命阶级心向共产党。

这是我党历史上政治纲领的第一次大变革。如果不变革,硬套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的模式,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根本不同。

共和国建国以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取得巨大成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内清匪反霸斗争、土地改革斗争的胜利,对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无比正确和伟大生命力。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是建国后仅仅六年,即在1955年他就要求结束新民主主义,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对党的政治纲领的这一转变,中央领导层内部意见很不统一。如刘少奇同志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毛泽东同志为农业合作化的顺利发展受到鼓舞,不再坚持由他本人提出的发展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三个条件”;要求尽快实行土地公有制,全面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央高层遇到很大阻力。事后,主张稳妥发展合作化的朱德、陈云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陈正人、廖鲁言等同志,都被说成是“小脚女人”,并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以后事实说明:少奇同志和所谓“小脚女人”们的意见,本质上是对的。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超越条件求发展,不可能不出问题。农业合作社过急过快发展,出了不少“乱子”。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问题更多。但是,建国后党内高层已经没有了民主,所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事先没有跟刘、朱、周等人商量,就把批评大跃进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以后人民公社、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被合称为“三面红旗”。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是反革命。这些运动,加上庐山会议,实际上形成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不检讨自己政策失误,而是“打老天爷的屁股”——怪天灾。一直到1964年搞“社教”、“四清”、1966-1976年的“文革”,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垮“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斗争对象变了。

党中央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中心和纲的意义根本不同:前者指“中心工作”,后者指“指导思想”。党的政治纲领实际上没有变,1989年的“六四事件”,说明党中央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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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三次政治纲领变革虽然已经开始,却远远没有完成。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被清除。左派同志们仍然坚持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为只有这样才算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时时刻刻地想着要重燃文化大革命的战火。

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有关决定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后来概括为“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政治纲领。

这是政治观的根本性转变,所以落实起来非常困难,阻力很大。

第一,受列宁“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影响,很多人仍然不愿把“发展观”当作政治看待。其实列宁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政治还包括阶级合作、政党合作、动员民众等诸多方面,阶级斗争虽然属于政治,却并不等同于政治。第二,在革命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说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这时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以夺取政权为中心,才能战胜敌人。但革命者自己掌握政权以后,再要不断地发动阶级斗争,遭到冲击的就是人民政权了。这就是说,当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再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否则就是自己拆自己的台!

以科学发展观为政治纲领,就是要把发展的科学性作为最高的政治问题来对待。发展不科学就是犯政治错误,例如GDP挂帅、破坏环境浪费资源搞发展等等。所以,发展并不是硬道理,科学才是硬道理,不科学的发展宁可不要。这才是政治挂帅,才是政治领导经济。



在无产阶级掌权以前,很自然地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当然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政治纲领,为什么还有很多同志坚持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有人以为,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反修防修,同走资派作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所以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种想法至少有以下几点错误:

其一,以政权巩固与否,作为政治正误的判断标准并不正确。判断一个政治纲领的优劣不能以是否夺取或巩固政权为标准,而是要看在它的指导下,政府都干了些什么事。台湾蔡英文政权还相当稳固,但它在政治上错误、倒退。当年德、日法西斯政权也很稳固,但政治上反动。红军时期的革命政权并不稳固,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危险,但它在政治上正确。所以,革命者在夺取政权以后,及时地采用科学发展观来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应该的。

其二,不能把贪污腐败分子说成“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根本不代表资产阶级,而只是一群败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四大革命阶级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中文单行本第26-28页)由此可见,把贪腐分子说成资产阶级,是对资产阶级的污蔑,更是在美化贪腐分子。贪污腐败分子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与资产阶级有天壤之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私有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催生了一批“新资本家”,其中的大多数是好的、爱国的。像华为公司的任正非,比很多党政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都高。当然,私企老板也有不好的,但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中的贪污腐败分子,并不比党政机关里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所有制并不说明企业的政治本质,只有企业的决策目标才决定其政治本质:以社会发展进步为决策目标,就是搞社会主义;以资本增殖为决策目标,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同样适用于判断国家制度。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政策在新时代的继续。我们在反对贪污腐败分子的斗争中,得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也说明贪污腐败分子不等于资产阶级。因为在任何社会,贪污腐败分子都是社会公敌。

其三,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并且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定义在革命战争年代可能是对的,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以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时候,就不正确了。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发明或发现,而是资产阶级学者们发现的。马克思只是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来源。按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而在两者中,前者是基本原理,后者是将该原理应用于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具体成果。所以,唯物史观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切违背唯物史观的观点,都是反马克思主义。例如,说新中国是某一个人缔造的,就是宣扬“英雄创造历史”,属于唯心史观。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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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和梁云在一起



但是,怎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呢?新中国7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说明:不把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作为经济、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无法落实。另一方面,发展观问题,只有本国政府才可以掌握,无法要求别的国家也实行科学发展观。但是生态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国际问题,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国界抵挡不住生态灾难。中国要想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成为有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必须高举生态文明建设的旗帜。党中央提出的五大文明建设中,生态文明建设处于核心领导地位。这实际上是要求实行“生态政治”,这才是党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性变革

党的文件已经明确:犯生态错误,就是犯政治错误,必须严肃处理。这说明生态问题是新时代的政治问题,这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我们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基础。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并努力优化的,是人类生态系统。

胡锦涛同志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网摘)习近平同志认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说明,党中央已经正式确认: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已经提升至生态政治层级,但是政治纲领的这一次变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它还没有转变成处理人类社会关系的政治准则。也就是说,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应该以什么为“纲”?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以致许多人还把生态文明建设就看成是清洁卫生和美化环境,不知道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应该如何生态化。


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我们事实上没有了纲。无纲则软、无纲则散、无纲则乱,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各种左的和右的反对意见在网上和微信中传播,宣传部门基本上无力应对。让公安部门插手干涉公民的言论自由十分荒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长期没有确立以什么为“纲”,失去了鉴别言论是非的标准。

我们已经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但在国内却没有完成建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任务。建国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并列,我们还颁布了“中华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中国有56个民族,而每个民族都由不同阶级构成。如果一个民族内部的各个阶级都不能团结起来,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岂不是空话?阶级团结其实是民族团结的前提。196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提出“加强阶级团结”的意见。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敢于这样说,需要有多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所以,文革开始第一个挨整的中央领导人竟然是朱德。今天,所谓“生态文明建设”,决不仅仅是要绿水青山,更深刻地理解,是要在全国形成一种“奋发向上、生机勃勃的政治态势”。——这是生态政治应有之义。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

首先要认清:我们的“政治”观念,已经完成了从“政权政治”到“发展观政治”,再到“生态政治”的三级提升。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不是靠阶级斗争来确认,而是靠科学发展,靠生态文明建设来确认的。凡是违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权都不合理。

第二,要大胆放弃一些传统观念。比如: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势不两立”的看法;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看法;不承认企业管理是劳动,把管理看成“剥削”,等等。要说清这些问题,大约需要几部学术专著,或者多篇万字以上长文。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比如两个阶级的关系,它们在本质上是互补的。无论从时间长度和范围大小来说,在人类历史上阶级合作始终都是主流,阶级斗争是阶级合作失败的产物,而合作失败的责任在掌权者一方。再如两个主义,前面说过:只有决策目标才是划分两个主义的科学依据,而资金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是必要条件。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谁领导谁的问题。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发展,只要严格置于社会主义原则领导之下,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没有变。当挣钱就是为了搞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时候,两个决策目标就完全统一。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建议党中央尽快确立以下政治纲领:以阶级合作和民族团结为纲

果然,这就是我们判别政治是非的唯一标准:凡破坏阶级合作、民族团结的行为和意见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凡有助于阶级合作和民族团结的行为和意见都是正确的、进步的。有了这样一个判别标准,一切社会行为和意见的是非曲直,就有了统一的鉴别手段。当团结、合作成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的时候,一种生动活泼、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追求效率的“中国精神”,就会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至于爱国、爱党的问题,很自然得到解决。——一个能促进全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大合作的党和国家,难道不应该让14亿中国人深深地热爱吗?因为全国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合作,其政治本质都是阶级合作,上述政治纲领也可以简化为“团结合作”。将我们的上述政治纲领,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国际影响将非常巨大。由于中国的影响,新的世界面貌将渐渐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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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毛远新合影

 

 

让哲学研究为科学决策服务——记《条件哲学》创立者陈建国


他是世界上首先,目前还是唯一把条件作为哲学研究主要对象的哲学工作者。他认为一切规律及反映该规律的真理的真理性,都是有条件的。由此展开了他的一系列学术和社会活动。

 

陈建国,男,汉族,1940年9月出生,1963年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中共党员,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2年退休后相继担任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理事、陕西太极城哲学创新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社会兼职。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陈建国是由理工科出身的社会科学工作者,1972年他曾率领普查组在内蒙找到一座大型铅锌矿(小营子)。次年初调江西省地质局后,改行从事理论宣传工作。1985年3月调江西社科院研究哲学、经济学,直至退休。1990年出版决策科学专著《条件分析引论》,研究经济决策的条件问题。1999年出版专著《时间空间飞船-相对论的哲学问题》,研究物理定律成立的条件问题。主持完成两项国家级研究课题,所提出的把矿山办成综合性企业、关停小煤窑等建议为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他还做了大量经济决策评价、风景名胜区评价等工作。发表各类学术论文、调研报告等300余篇。将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整整经过了20年时间。他认为由于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旧的哲学观已经不符合事实。如世界观,不再是哲学研究对象,而是现代宇宙学(自然世界观)和世界政治(社会世界观)的研究对象。总结论也不反映哲学本质,对科学进行总结,是“科学学”的任务。他提出: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把条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对与目标相关的各项条件进行多方面的分类,按不同分类调查取证,进行计算分析。用“双方为对方的存在提供绝对性条件”来说明“互补”的科学意义。为使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坚实的数学基础之上,他创立了“解杂合方程”方法,用曲带代替曲线,求解区域代替求交点,求可能性代替求必然性,解决了求解杂合方程组的难题。终于在2009年出版了专著《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向社会推出了条件哲学的理论和支持体系。

他常常说:“武松打虎是英雄,现在谁再随便打死老虎就犯法了,因为条件变了。”他把条件哲学看成反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他认为哲学应该主要为决策服务,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影响人的思想,因为决策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中介和桥梁。

他的兴趣十分广泛:2010年出版41万字长篇小说《野山风》,小说描写一代地质人为国奉献青春的感人故事。他还发表过一些诗、散文、科普作品、通讯报导等。2020年底,由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两代人》一书,介绍了他父亲和他自己的一生。他的父亲陈瑞先,曾经在延安党中央社会部担任特别交通科科长达9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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