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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辉煌——我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伟大结晶 陕西正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共榆林市委党校法学教授 李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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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世义 1949年正月初五出生。与共和国同龄,风风雨雨70年,平凡岗位显风采。自 学法律成才,先后在清涧县农行、公安局、县委党校、县委宣传部工作,1985年选调榆林地委党校主讲 法学,先后任政治、科社、法学教研室副主任。1981年始兼事律师工作,仗义执言敢于碰硬,尽职尽责 善于调解,形成独特的办案风格,享有很高声誉。兼职中国法学会榆林市联络员、陕西省法学会理 事、榆林市政协委员、各界人士联谊会理事。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注重理论研究,2001年晋升法学 教授。

我与共和国同龄,风风雨雨七十年,风雨过后是彩虹。我亲历了我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历程,虽 然历经曲折,但最终选择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一、传统执政方式的特点和弊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执政党。 根据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建立起了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和执政实践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形成了基本上是以党代政的执政 方式。这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它存在那么长时间又难以纠正,有其必然性的一 面。特别在过渡时期,一是这种执政方式能提高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二是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大事,实现社会的 转型,具有积极的因素。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这种执政方式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一是“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使各种重要政 治要素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整个社会局面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弹性”降低,缺乏活力。二是不利于充分发挥各方面的 积极性、创造性,社会生活中的惰性必然会滋长蔓延,最终影响党的领导的整体效能。三是不利于对党的监督。党包揽了全部 权力,处于各种矛盾焦点,必定要面对各种风险,失误的机会也比较多。但所有权力都被置于党权之下,无法实施监督,只能 靠党自己“纠错”,党内权力又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只能等其下台或死后才有机会纠正,必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甚至动摇 党的执政基础。四是这种执政方式使党没有精力加强自身建设,整体素质下降,产生了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出现了丧失执政 地位的危险。这已经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已经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执政方式的积极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的认识逐步随着实践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开始研究和探索。特别 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加入世贸组织和政治文明的入宪,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其弊端日 益显露,存在的基础日益动摇。我们党自觉地顺应形势,主动改革和创新自己的执政方式,初步形成了适应领导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执政格局。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过程,是一场增量改革。

1978 年,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明确指出,“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 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 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邓小平同志还严肃批评了以往执政党领导中的一些“怪现象”,如“加强 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 切统一口径’。”1980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 领导”。并且强调“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他还特别 提出“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的问题。

执政是受执政理论指导的。没有科学的执政理论,执政行为和执政效果必然会出问题、出偏差。过去我们没太重视执政理 论的研究,走过弯路、吃过苦头。邓小平同志一生探寻与追求法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主法制思想。他认真反思历史,总结我们党自身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创新党的执政理论,提出著名的”五论”,为我们全面探索党的执政方式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一是制度论。邓小平同志提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980 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 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 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 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主张法治,反对“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 导人说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做法。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保 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 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是法治论。邓小平一贯反对以党治国,要求搞法治,不搞人治。早在 1941 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反对“以党治国”。他 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 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 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 其结果怎样呢?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 的脱离我们以至反对我们,进步分子则反为我忧虑。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 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 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 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 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小平同志的这些精辟论述,60 多年 后的今天仍然使人振聋发聩,是我们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三是党政论。邓小平主张党政分开,改革现行政治体制。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我们党的领导实践,于 1980 年在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 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 发指示、作决定”。1986 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指出:“党管政府怎么管法,也需要总结经验。党政分开,从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 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

四是政经论。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1986 年 6 月 10 日他指出:”现在看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栝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986 年 6 月 28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特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 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年 11 月 9 日,邓小平又深有感触地说:“我 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后邓小平同志三番五次地强调党的十三大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就是在这个阶段,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的执政方式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五是党法论。党法关系是从属于党政关系的,是党政关系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党与法的关系不顺,以党代法的事情频 频发生,既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也降低了党的威信。20 世纪 70 年代,我在清涧县公安局工作,当时逮捕人、定罪判刑都由县委 常委会研究决定,权力高度集中在党委和党委一把手,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胜利 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逐步理顺了党与法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 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 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在邓小平上述一系列民主法制思想指导下,通过立法明确了党与法的关系。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 5 条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 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说的“各政党”,当然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当然包括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 产党员。新党章总纲中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而理顺了党与法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的”五论”理论,虽然还有待继续发展,但它的闪光点无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国家学说,是 指导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党依法执政的指导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对政治体制和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使党的执政模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第一阶段由“阶 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党的执政模式实现了由“领袖个人魅力型”向“政绩合法型”的过渡。这个跨越,使我 们的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们党成功地经受了“八九风 波”的严峻考验和“苏东剧变”的强烈冲击。但是“政绩合法型”执政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遇到新的严峻挑战。面对发展 了的新形势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适时地将执政的合法性从单纯的政绩合法性转 移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先进性上来,同时确立依法治国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基本治国方略,以期将党的领导的政治权威与法律 权威统一起来,实现由“政绩合法型”向“法理型”执政模式的再跨越。这个跨越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继续深化政治体 制改革和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但我们已经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初步形成了以下的基本格局:一是通过重大问题决策发挥执 政作用;二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通过重要人事推荐,发挥执政作用;三是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上升 为法律;四是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五是以党的先进性影响非党组织和群众;六 是通过法律体现和实现党的主张,把党的政治权威变为法理型执政权威。

我们党在这个阶段对执政方式的改进与创新取得的初步成果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党政分开与合作并重;二是法治与德治并 重;三是执政地位与执政能力并重。

但是,关于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创新,无论从观念上讲,还是从体制、制度上讲,都还存在问题,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历史阶 段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的要求,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化探索。

三、新世纪党探索改革执政方式的伟大结晶

新世纪,我们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提出毫不放松地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 2004 年 9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决定深刻总结 55 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确立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 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细化了党必须提高的五种执政能力的内容,首次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这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最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依法执政就必须使党的执政方式法制化。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法制化应坚持的 总规律,这是新时期党对执政方式深层探索的伟大结晶。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个总规律,继续进行不懈的探索,以科学的思想、 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一)科学执政——确立科学发展观,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石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 2007 年 6 月

25 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以下简称”6.25”讲话)作了高度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 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科学发展观总战略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先后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统筹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 创新型国家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战略等具体战略举措,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含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但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还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党深入开展了先进性教育活动,在政法队伍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 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要求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继续实施“五年普法教育”,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第一次提出了许多新创举。特别是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 法执政,确认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执政理念步入科学理性轨道。

(二)民主执政——确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体现在执政问题上,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 享 。 党 的 十 六 大 以 来 , 在 《 党 的 执 政 能 力 建 设 决 定 》、《 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 》 和 胡 锦 涛 同 志 的 “6·25”讲话中,成功地解决了以人为本、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体现在民主执政、关注民生 的各项举措方面。

例如发展基层民主,扩大了直接选举范围,普遍实行了差额选举,全面推行了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保证 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增强了自治功能。

再例如根据共建共享原则,把更多的改革成果用来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部免 除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免除农村地区 1.5 亿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学杂费,高校师范生实行免费教育,解决“上学难” 问题;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施积极的就业 政策,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解决“就业难”问题;建立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制度,解决“住房难”问题;颁布《法律援助 条例》,实施法律救助工程,解决“打官司难”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改革社会结构、完善社会管 理,解决社会安定团结问题。这一系列的亲民、为民政策,彰显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理念。

(三)依法执政——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解决怎样执政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依法执政,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 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以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开元建国、 致富强国开始步入制度治国、法理执政,这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是一个没有先例的重大法治创新,第一次解决了共产党执政 的基本方式问题。

依法执政,就要领导立法、科学立法。党领导国家立法机关加快立法步伐,制定现行有效法律 229 件,行政法规约 600 件, 地方性法规 8000 件,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依法执政,就要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明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 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 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逐步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律保障。”

依法执政,就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保证把人民 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关键和保证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原则,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

党的先进性是党的生命,党的执政能力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所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从五个方面推进党的建 设伟大工程。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与人民群众 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强调要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2005 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

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反腐倡廉工作向制度化发展。推出了党内廉政建设责任制、巡视制度, 提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把反腐败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到底。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明确告诫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传统的执政理念、执政体制还在发挥着作用,前述依法执政新理念还没有 变成全党的认识,还缺乏具体制度保证,特别是实行政党制度法制化还任重而道远。所以,研究探索改进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是 永无止境的课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间断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巩固执 政地位,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探索和改革完善执政方式也永无止境。人民是改革的主体。 要破除“官本位”观念,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和渠道,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 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要改革现行人才制度,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各方面人才,同心协力,不懈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新篇章。

                                                                                       200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作



世纪辉煌——我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伟大结晶(续)

——十八大以来党对执政方式探索取得新成果

李世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新决定》),总结了 35 年 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创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钢领、基本经验,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十八大提出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 标,《新决定》从六个“紧紧围绕”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总体思路。明确了到 2020 年的改革目标:在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给了人民 一个能等得到的期待。《新决定》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方面, 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部署。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立系 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所做的战略部署,调整了执政理念,改革了执政方式,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 度和体制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能 力,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探索改革执政方式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


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新决定》提出,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 参与。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新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 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要发展基层民 主,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


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新决定》进一步指出,“建设法治中国,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是基本方略、总体目标;依法执政、执政方式法治化是实现目标的关键;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 工作的重点;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动法治社会建设是基础。这既是法治理念的新的提升,更是执政 方式的深层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系统配置和创新。只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须赔 偿”的法治程序,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伟 大的中国梦!

《新决定》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要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法律制度。要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建立科学的法治建 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使立法体制更趋合理、科学。

《新决定》提出,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 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主审法 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要完善人权司 法保障制度,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 惩治和矫正法律。


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新决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 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 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新决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设计。强调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 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 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 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巡视制度要做到全覆盖,推行新担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 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六 不准”,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 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


四是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完善,是执政理念的重大提升 和执政方式的重要调整,成了举世关注的亮点之一。

《新决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 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开发管制界限。针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的问题,《新决定》提出,要健全国家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 要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探索和改革完善执政方式也永无止境。同心协力,不懈探索 共产党执政规律,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 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 业新篇章。



世纪辉煌——我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伟大结晶(续二)

——我国宪政建设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李世义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立法工作,成就巨大。特别是

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于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2018 年先后 5 次对现行宪法部分内容作出重要修正,共通过了 52 条宪法修正案,使我国宪法在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轨道上与时俱进,我国宪政建设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1978 年 12 月党中央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 国策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使我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和共和国同龄,亲历了 40 多年改革开放、改 革发展、改革创新的全过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 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宪政建设 逐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是我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重大成果。

1949 年至 1982 年,新中国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54 宪法”、“75 宪法”、“78 宪法”、“82 宪法”共 4 部正 式宪法,平均每 8 年出台一部宪法。我国制宪为什么频繁更迭,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处于绵延不断的革命和斗争之中, 每一次革命与斗争几乎都造成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断裂。这种制度断裂的集中标志就是宪法不停地被更换,宪法的中心和重点不 断发生位移。一直到了 1982 年,经过拨乱反正,摒弃了“75 宪法”、”78 宪法”中的错误与混乱,恢复并发展了”54 宪法”的 优点和长处,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我们才制定了一部比较成功的宪法。这部宪 法虽经几代领导集体的交替,但能在整体上保持 30 多年之久的生命,在中国宪政史上是第一次。说明现行宪法反映了人民的整 体意志,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82 宪法“是拨乱反正的产物,符合当时的实际。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有一些规定 已经同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实不相适应,先后经过五次修正。

“88 修宪案”内容虽然只有二条,但实现了“两个突破”,开创了“两个第一”:突破了“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结构, 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私营经济;突破了生产资料不能流通的禁区,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

“93 修宪案”内容共 9 条,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突破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从而使社会主 义的整体理论焕发了生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地被生动地反映出来。

“99 修宪案”虽然只有 6 条,但确立了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三是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是世纪之交我们党和国家迈出的最关键的历史性步 伐,昭示着我们国家将摆脱“人治”的阴影,以法治的形象跨入新的世纪。

“2004 修宪案”共 14 条,修改的内容具有务实性、人性化、国际化等特点,体现了以民为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立意 高远,内涵丰富,时代气息很浓。例如: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宪法形式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完善了私有财产保护制 度,折射出强烈的民本色彩。这次修宪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既保护生活资料,也保护生产资 料;用“财产权”取代了原条文中的“所有权”,在权利的含意上更加准确;从而解决了发展市场经济最敏感、最复杂的财产关 系和产权制度问题。这次将私有财产权从一般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激发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创造财富的热情,消除了人们“能 富不敢富、富了怕露富、外转财产免灾祸”的顾虑,激活了人们致富的理想,鼓起创业的风帆。这次修宪增加规定,“国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样规定有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 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例如为了发展公共设施建设需要拆除个人的合法房屋时,一方面你享有合理补偿权,再不能像以前那样, 政府说拆就拆,想给补多少就补多少,而是通过社会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补偿。另一方面,房屋所有人也不能借着征收或者 征用机会漫天要价,得不到满足就无理搅三分,有的甚至“敲竹杠”。在过去,这种行为可以视为“认识问题”,现在就有违法 之嫌了。


特别是人权入宪,是这次修宪最大的一个亮点。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无外乎规定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即人权;二是规制国家机关的权力,即民主。人权的实质是自主,民主的实质是主他,即公民对国家机关权力的监督和控 制。人权和民主是宪法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宪法规定的其他内容都是为了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精心设计又巧妙安排的平衡。 在民主制度方面,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社会主义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是人民当 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还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 区高度自治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等基本民主政治制度和发展民主的具体措施,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更趋完善,有了一个相对 稳定的发展环境。但是人权在我国曾经是一个禁区,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抵制,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导致对人权的漠视和 侵犯。对人权概念的政治法律地位的确认,我们经历了一个从讳言人权到党和政府的文件予以确认,再到写入宪法的渐进发展 过程。这次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 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由党和政府的执政、行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法律理念和价值,由党和政府的 政策规定上升为国家的宪法原则。人权入宪,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人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发 展的重大突破,开创了我国宪政建设的新篇章。

我们在看到宪政建设的辉煌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宪政建设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宪法设计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是: 党委之要在于“统”,人大之权在于“法”,政府之责在于“行”,政协之职在于“商”,司法之效在于“公”。按照宪法与法律规 定,应该是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政协推动、司法保障,各司其能,依法执政。但现实生活中错位、越位、缺位现 象同时存在。由于权力高度集中难以制约,权力腐败怵目惊心。本来,依法治国最本质的是依宪治国,但我们至今没有建立健 全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使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效力不尽如人意。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现代政府是政党政府。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败关键都在共产党。我们党认真总结国内外政党 执政的经验和教训,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大提出“坚持依法执政”,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以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与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开元建国、致富强国开始步入制度治国、法理执政,这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是 一个没有先例的重大法治创新,第一次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2018 修宪案”将我党依宪执政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 一步深化了认识,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执政,依法 执政的关键是党的执政方式法制化和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监督制约的法制化。所以,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 议根据新时代、新特点、新任务,对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正。在宪法序言、宪法第一章《总纲》、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三个部 分做了部分的修改。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同时, 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 义法治”。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授予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等。

这次对现行宪法作出 21 条修改,其中 11 条同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关。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节后增加一节,作为 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工作 机制等作出规定。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另外,将国务院职 权中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中的“监察”删除。这是从国家体制进行的改革,为建立对公权力全面覆 盖的监督监察体系提供宪法依据,具有长久深远的重大意义。

执政党自觉地将自己纳入法治客体,建立对公权力全面覆盖的监督监察体系,虽然还需要一个具体的落实过程,但是依宪 执政、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已经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辉煌成就。



世纪辉煌——我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伟大结晶(续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世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新的更高目标追求。2019 年 10 月 28—31 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以下简称《新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 升到新的高度。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昭示习近 平新吋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确立的时代性标志。《新决定》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 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全面深化改革蓝图,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为这 项目标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从制度层面勾勒出今后发展的路线图。在提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之后,现在提出“第 五个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符合我国当前的发展要求,是接续发展和与时俱进。十九届四中 全会《新决定》提出“三步走”的总体目标,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发展三阶段紧密相扣。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 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对四中全会精神的准确解读和贯彻落实,将把中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

《新决定》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 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 集中体现。

《新决定》给出了一项重要结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 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 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 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新决定》提出了总体发展目标:到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 0 三五年, 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 优越性充分展现。

《新决定》概括总结了 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告诉我们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 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 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 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 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德才兼 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 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 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 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新决定》明确提出 13 个“坚持和完善”,为我们指明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奋斗路径。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 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 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我国大踏步追赶超越,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华民族以崭 新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 全感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原因是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展现出强大 的生机活力。过去,党和国家的不少文献也都论及过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问题,但都限于某一方面或某几方 面,用 13 个“显著优势”全面系统的揭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新决定》首立其功。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过程中要求“在提

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同时提出制度建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有了要求, 对制度建设的分量要求更重了,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经过 6 年多的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 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 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从《新决定》提出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来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 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站在新的起点上,四中全会《新决定》必将以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更加突出为指向,以强调各项改革向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靠拢,让各项改革相得益彰为要求而载入光辉史册,必将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走向。

《新决定》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建设经验,科学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明确了必须牢 牢坚持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用 13 个方面的“坚持和完善”进一步回答了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新决定》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论”,擘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蓝图,指明了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路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境界,提供了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新模式,标志着我们党对社 会主义制度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新决定》推出的制度“图谱”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坚持根本 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 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有力推动我国各方面制度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预期的目标。

《新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 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就 说明,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是制度的实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又不是一回事,不是国家制度成熟了,国家治理体系就 会自然而然地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也自然而然地强。只有国家制度、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形成了正相关的关系,才能把制度优 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这就启示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做好制度建设,健全治理体系,提高干部队伍治理能力。

宏伟蓝图已经绘就,目标要求已经明确。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努力造就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队伍,才能为实现《新决定》提出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保证。这支执政队伍,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 高强。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重重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各种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曲折敢于承担责任,面对 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清正廉洁,忠诚担当,做疾风劲草,当烈火真金。

当前,干部队伍知识不足、能力不足丶“本领恐慌”问题比较普遍和突出。特别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政治生态遭到严 重破坏,官场出现种种逆向……;用人上出现“逆淘汰”现象……,贪污腐败毁掉了一批干部,懒政庸政错失了很多发展良机, 虚假政绩坑了百姓哄了中央,初心使命无端空转不能落地。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管党治党,高压反腐,重拳治理懒政怠政,创立国家监察体制,权力监督全覆盖,政治生态正 在逐步改善。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自主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 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广大党员干部要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专业训练,依法执政,严格按照制度履职尽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等各项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创新的局面。



世纪辉煌——我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伟大结晶(续四)

——法律治理体系日臻完善,依法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李世义


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从大部分领域无法可依的历史起点上起步,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法律制度建设,经过 40 年来的不懈努力,形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深 刻变革的社会大背景下形成了安定和谐的社会法律秩序。把每年的“12.4”规定为“国家宪法日”,实行宪法宣誓制度,弘扬宪 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使宪法法律成为引领、规范、推动和保障改革开放的强大法治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具体讲我 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 40 年来立法的成就也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最重要的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断完善,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法律保障。

40 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宪法为核心,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发展。制定国 家机构的组织、职权、运行规则方面的法律,确立不同国家机关的体制、职责权限、运作方式、工作原则、议事程序,保障国 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依法履职。制定各种行政法,为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了规范和保障,推动了适应现代化社会管理 需要的法治政府建设。1984 年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1987 年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9 年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 会组织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自治民主制度。根据“一国两制”方针,1990 年、1993 年先后制定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党的十八大之后贯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了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网络安全法、国家情报 法等,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改革开放之初,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成为当务之急。从 1979 年到 1982 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经济类法律、法令有 12 个。有代表性的立法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个人所得税法、经济合同法、外国企业所

得税法、商标法等。1982 年宪法序言明确宣布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通过实施后,六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37 件法律中,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有 22 件,有关对外开放的法律有 10 件。制定颁布《民法通则》, 确立了我国民事法律的基本制度,有力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构建了制度基础。

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五年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 59 件法律,27 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有

21 件。主要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著作权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 海商法、产品质量法等一些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

1993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 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继续把加快经济立法作为重要任务,以改革的精神解决立法中遇到的 问题和难点,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环节,努力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五年间共通过法律 85 件,有关法律问 题的决定 33 个。

1997 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提出到 2010 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立法工作目标。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五年间共审议 124 件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通过了其中的 113 件,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法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明确提出任期内“以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以提高立法质量为重点”的立 法工作思路,五年间共审议宪法修正案和其他法律案 106 件,通过了其中的 100 件。这期间制定的物权法,前前后后共审议了 8 次,克服了社会上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法律制度。制定了适用于所有企业法人的企业破产法, 为企业有序退出市场提供了法律规范。制定了反垄断法,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市场经济的标志性立法。

十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下,抓紧制定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及时修改与经济社会发 展不相适应的法律规定,集中开展法律清理工作。五年间共审议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 93 件,通过 86 件。 制定了社会保险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侵权责任法、车船税法、涉外民 事关系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健康发展。从 1978 年到 2017 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 为 9.5%,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 2.9%左右的水平,经济总量从 1978 年居世界第 11 位到 2010 年起稳居世界第 2 位,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156 美元提高到 2018 年的接近 1 万美元。我国的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在全球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 有 220 多种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一位。现在我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最鲜明的旗帜。处理好改革开放和立法的关系,是当代中国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改革和法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表现形式不同。法治是立,改革是破。法治是定,改革是变。法治强调维护现 行法律的权威和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改革是突破体制机制的约束。改革开放 40 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努力处理好改革与 法治的关系,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既生机勃勃又平稳有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全面依 法治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围绕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鲜明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首 先要有法可依,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鲜明地提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 和基础性工作;鲜明地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鲜明地提出完 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鲜明地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 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鲜明地提出立法人员必须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质, 具备遵循规律、发扬民主、加强协调、凝聚共识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为新 时期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及时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到立法中,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 定了 336 项改革任务,四中全会确定了 190 项改革任务,这些改革任务大都涉及法律制度的调整。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把着力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作为立法工作的一条主线。2015 年修改立法法,完善立法体制,明确 立法权限,健全保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机制和程序。五年间制定法律 25 件,修改法律 127 件次,通过法律和重大问题的决定46 件次,作出法律解释 9 件,其中仅授权决定就有 16 件。授权对象包括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主要是调 整部分法律规定的实施,支持先行先试。


党的十九大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谋划和全面深化改革,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规划。未来五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列入规划的一类项目有 69 件、二类项目有 47 件,还有三类 项目和可能临时提请审议的项目。在 2018 年 3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五个宪法修正案。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推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7 次常委会会议共制定电子商务法等 8 件法律,修改刑事诉讼法、公司法等 47 件法律,通过国务院机 构改革涉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的决定、决议 10 件。听取“一府两院”关于 2017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的报告等 12 个,计划监督报告 6 个,有关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 5 个,法律实施情况的报告 6 个,开展有关大气污染防治法 执行情况等专题询问 3 次,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等开展专题调研 5 项。围绕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确保立法工作紧扣时代脉搏,更好发挥法律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 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高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 70 多年来长期实 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 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这是 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昭示我国的立法进入法典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在加速完善。根据近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凸显,“港独”、分裂国家、暴力恐怖活动等各类违法活动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为了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还高票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港 区国安法》)。制定该法十分必要,非常及时。说明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保证“一国两制”方针行 稳致远。

立法引领改革,修法消除改革障碍。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让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绊 马索”。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揽子修改法律的机制,通过对部分法 律中涉及同类事项或者同一事由需要修改的个别条款,采取一并提出法律案的方式进行统筹修改,消除改革的法律障碍。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5 个统筹修改法律的决定,涉及修改法律 95 件次,主要涉及简政放权、工商登记、价格管理等领域制 度改革。这些统筹修改,既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也有利于法律体系内部的相互衔接与和谐统一。 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新政”与“变法”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改革开 放成为法律发展的动力源泉,法律制度是改革开放的制度化保障,“双轮驱动”、“两翼齐飞”的效应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法律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依法治国理政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 则一国治。新冠肺炎爆发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人民战役、抗疫,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和地方 各级政府及时制定、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了不少决定、办法,依法、依规举全国之力防疫抗疫,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 就,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经验。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成功实践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样本,为解 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实际证明,我国的法律体系日臻完善,依法治理能力 全面提升,十九届四中全会《新决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一定能如期实现。




向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献礼

献身法治映初心,清心治本铸党魂

——优秀共产党员、草根教授李世义别传


李世义者,陕北清涧人也。其先世隶耕,典型中国式千千万家庭也。其自幼耽 学不倦,一生性率刚直,言无所隐,处事明断,尤精法度,刚正不阿,桀鸯不驯, 以书会友,因书而荣,已近古稀之年,仍撰书立作。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所获 殊荣甚多。作《法律教学研究与释疑》,被誉为“首本探索党校法律教学法的学术专 著"(专家书评标题)。市政协编著出版的《无须扬鞭自奋蹄》展示了李世 义委员的风采,弘扬了进取者的风范 。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研究》 是由中国最高法学研究权威部门中国 法学会立项资助、审核结项和中国最权威党建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同行同业中独领风骚。已著 述立作三百万字有余。数年参知政事,耿直受宠,自哂;天 生我才必有用,无须扬鞭自奋蹄。忠党爱国,竭诚尽节,以 “包公"为偶像,以天下为己任,清心治本全力探索依法治 权,直道身谋铁面无私敢于担当。为法治献身,鋳闪光人 生......

初见李老是在一场聚会上,西装革履,大背头,耳大面阔,一脸官像,儒雅亲和,目光坚毅,同坐者 有的称其为李老,有的称李老师,有的称李教授,有的称李律师、李委员……觥筹交错之际,李老师道出 了一些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个生于斯,而长于斯的陕北汉子形象逐渐清晰……他与共和国同龄,像共和国 一样朝气蓬勃、与时俱进。他是一匹“无须扬鞭自奋蹄”的骏马,驰骋在黄土高原上;他是一头整日辛劳 不知累的“孺子牛”,耕耘在榆林的大地上。高扬法治风帆,在平凡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 辉煌,谱写着自己的人生之歌。

1949 年正月初五,李世义出生在清涧县解家沟镇安则畔村的一个贫农家庭。8 个月后,毛泽东主席在 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和共和国同龄,,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他和共和国一起 走过七十年风雨历程,共和国坎坷他磨难,共和国辉煌他荣耀。 他在清贫中长大,长大后又经历了清贫。他的童年、少年到步入青年,经历了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三 年自然灾害特困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全家八口人,主要靠 父母亲在农业社劳动挣工分养活,吃过的野菜有十多种, 糠窝窝、糁糁饭伴随他长大。当时,全村都穷,但他家又 是全村最穷的。村里与他同等年龄的小孩有十几个,都受 不下罪,先后退学,唯有他的父母受尽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没有让他辍学,坚持把他们兄弟姐妹六人都供书上学, 跳出了“农门”,吃上了公家饭。


跳出农门,奠定初心

记者:您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李: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自己得了肺结核病,气喘咯血,消瘦的皮包骨头,从家里走到学校几百米的距离都很困难。这是一种传染病,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家里又穷,谁都认为我活不了。为防传染,学校让 休学一年。当时,幸好一个叔伯外爷在县医院工作,回来老家过年带了些青霉素针,离我村五里路,我父亲每天背着我去打针,再加上使用专治肺 结核病的秘方,母亲养的老母鸡下的蛋,每天给我冲的喝一个补充营养,终于控制住了病情,救下了我的命。在父亲背着我去打针的路上,听着无 定河潺潺的流水声,我心里默默地在想,农村人治个病都这么难,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走出这穷山沟沟,改变这落后贫穷的命运。这种想法促使 我在休学治病的一年中坚持去学校坐到教室门外听课,冬天天很冷,父亲把他出山劳动常穿的旧羊皮皮袄给我穿上,没有耽误过一天,每次考试给 我另外单独安排个地方,成绩都是第一,所以我虽然隔离休学,但没有留级。

记者:你在上学的时候学习是不是一直很优秀? 李: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和富有的学习生涯。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没有让度过第一名。一年级加入少先队,一直担任学习干事和少先队学习委员。13 岁考入高杰村中学上初中,14 岁破格加入共青团,担任学生会 主席。1965 年初中毕业,本来是推荐上秘密学校(实际是军工技校)的头号对象,但校长、老师都认为我是上大学的料,做通了父母亲的工作, 考到清涧中学上高中,一进校就担任了学生会生活部长。当时上学不收费,每月 5.50 元的助学金,支撑了我的全部费用。但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大 学停止招生,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者:介于你的优秀,文革中受到冲击没有?

李:文革初期,就因为我是学生会干部,凡事又爱较真,与学校的“走 资派”、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划不清界限”,一块关押劳动一个多月,红卫兵大串连开始后我才造反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武斗开始后,我又被造反派抓进“群专会”关押一个多月,坐过“喷气式飞机”,享受过“老 虎戴串铃”的待遇……因为痴迷不悟、冥顽不化,被造反派开除团籍、学籍,迁送回农村劳动。初涉社会的我,心存无数个迷茫,为什么好人、有 本事的人总是挨整?决心安安份份当农民。

记者:你是怎么吃上公家饭的? 李:吃上公家饭,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我是 1968 年秋天回到农村,在农村劳动半年,就去东风水电站当民工。工地上干了几天,就调任 连队会计,领导很器重,干的很开心。但是村里小学要新开五年级,公社革委会连续三次派人硬把我顶回村里当民教。五年级刚教毕业,就被调到 刘家山中学教初中。1970 年,开学刚教一个多月,又被县农行直接选录当了接替员。当时正值放假砍柴,我一个人留校值班办黑板报,对于这件事情毫不知情。是被银行直接选中后,委托公社革委会将通知书捎 给村革委会主任的,赶我父亲从村主任家拿到通知书已经晚上十点钟了。次日就要报道参加体检,当时公社到县城一天就一趟公交车(大卡车)。父亲打着手电十里山路跑到学校,但学校就留我一个人,无法交接手续。父亲又往返三十里山路找回校长,交接完手续,天快亮了,父子俩徒步十五里山路赶到公社所在 地,刚刚赶上公交车。体检合格录取后,在中国农业银行高杰村营业所先当农贷员后当会计。这期间,公社党委两次抽调我应急蹲点,稳住了袁家沟(出四个省委书记)、高家洼(出现行反革命集团)两个复杂大队的局面。我在蹲点工作中,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心扑在工作上,乡亲们很认可我这个 年轻人。1972 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4 年县革委会领导下来检查蹲点工作,无意中发现了我,被县委、县革委会评为模范蹲点干部,表彰大会七天后,出文调县公安局搞刑侦工作。 记者:当时县上调你搞刑侦工作,因为什么?

李: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当时法院、公安局刚恢复 建制(检察院还没有恢复建制),急需法律人才,县公安局通过到我的母校摸底调查和工作单位考察,发现我学习优 秀,爱动脑筋,好思考钻研,性格刚直,有正义感,具有干公安工作的天赋。其实,天赋再好也离不开后天的努力 学习……当一名侦探,是我从小的志向,外祖父是我的第一启 蒙老师。外祖父是 30 年代的老共产党员,念过“冬书”,是方圆左右少有的文化人,有好多古书。我还在上小学的 时候,就钻进了这些古书堆,看了《说岳全传》、《杨家将》、《薛仁贵征东》、《三国演义》、《水浒》等连环画册和文字 版古书,但是最让我爱不释手的是《肖像全图包公奇案》,反反复复不知看了多少遍。包公刚直不阿、不畏权势的气 节和秉公执法、断案如神的才干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灵,成了我崇拜的第一个偶像。现在我真正成了公安一兵,决 心献身法治,要做当代包公。我刻苦钻研业务,学习掌握了步法追踪技术。在 6 年多的公安生涯中,参与侦破了不 少案件,凡由我负责的,没有存下一个死案。但当时法制不健全,党委包揽一切,包括具体案件的审批决定,都由 党委说了算,办案的无权定案,定案的又不办案,不可思议的事情经常会遇到。为有的案子我也曾拍案抗争过,但 领导的话就是法,只能服从。想当包公的我茫然了,初步意识到个人的无奈,开始朦朦胧胧地思考,这是为什么?

记者:你在公安局工作记忆最深的事是什么?

李:到公安局报到那天,天空飘着雪花,刚到单位连铺盖卷都没来得及打开,局长给我一件羊皮大衣, 就直接坐上大卡车参与了侦破当天发生在解家沟人民公社供销社的特大销售红枣诈骗案(当天逢集)。当天晚上雪下的很大,汽车打滑下不了山,我们借老乡的扫把在前边为汽车扫雪开道。到案发地,吃了一碗 羊肉面片,立即听取情况汇报,分析案情,连夜冒雪步行 15 里山路天不亮就赶到高杰村公社胜利队,马上开始摸排甄别工作。我因为在这个公社当了四年农贷员,42 个生产队跑的很熟,就分在了这一组。第二 天上午,审查•—个赶集当天没有回家的年轻人时,因为他才 18 岁,长的又廋又矮,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专案组领导重视,简单问了几句情况就把人放了。我当时做笔录,他在笔录上签字时,特别关注了他。当 他走出大门十几步时,我一声断喝让他回来,他的脸色马上大变。回到公窑让他书写与诈骗条据相关的字和数据,尽管有意进行了伪装,经认真比对,还是没能蒙混过关,那个案子当天就破了。初出茅庐,在侦破大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展示了干公安工作的才干。 还有一年除夕,我刚换了一个房东,正在搬家。刚搬了一半,局里通知我,城郊一个生产队发生了出纳库存现金被盗的案件,报案称现场留有脚印。害怕痕迹被破坏,局长安排全局仅有的一辆两轮摩托送我去勘察现场,让我勘察完现场后先回来搬家过年。结果走到半路摩托车坏了,只能步行去现场。到现场后, 我通过脚印分析给嫌疑对象的年龄、身高、体态初步画了像,大队干部说确实有这么个人符合条件,但人很老实,不相信他作案。我如果离开现场回城搬家过年,这个案子就会成为死案。我连夜召开社员大会, 动员嫌疑对象自首,只要交出赃款即可从宽,不立案处理。凌晨被盗的钱送到了指定的地方,案子告破。

第二天(正月初一)早上赶回家里,老婆孩子跟新房东家里过了个年。 记者:你在公安局工作,后来怎么又当了老师?

李:当时我老婆有病,两个孩子又小,在老家住着。 我是一线侦查员,经常跑外面,顾不上管家。比如 1976年过了春节刚收假(正月初七),我因拉肚子请假在办公 室睡觉休息,局长到我办公室问我身体咋样?能不能出现场?下二十里铺公社四合队供销社被盜,雪地上留有完整 的脚印,害怕太阳出来雪融化后脚印被破坏。我义无反顾接受了任务。灶上专门给我拌的吃了白面疙瘩(补肚子), 让两轮摩托车把我送到案发现场。我认真勘查了现场,通过对脚印的分析,给作案嫌疑人初步画出了像。与该公社 公安特派员、生产队两委会座谈后,锁定了作案嫌疑人。这次被盗的商品品种比较多,有可能分散隐藏。组织民兵 分三路突击对本人、其父母和嫁到五里路附近的姐姐家进行搜查,赃物全部追回。经过一天的审讯,带出了几十宗 积案。其中一宗是文革中本队仓库粮食被盗,认定是保管员监守自盗,刑讯逼供之下,保管员上吊自杀。该队位处 清涧、延川、子长三县结合部,带出的积案涉及延川、子长周边生产队的较多,第三天两县公安局副局长带队参与 办案。就在深挖积案这个关键时刻,我老婆在老家病倒,救护车拉到绥德二康医院抢救。局领导通知我将案件移交延川县公安局侦办,我直奔二康医院看护病人。 这次出院后,我就在城里租赁房子,将老婆孩子带到身边照料。组织照顾我的家庭情况,正好 1979 年恢复县级党校建制,要配备理论教员,县委常委会研究把我调整到县委党校当秘书兼理论教员。但这时候的 我,对理论还处于盲点,只是学习政策、宣传政策。我不愿放弃法律,1981 年考取律师资格,当上了兼职律师工作者。


自学成才,法律立业

据李教授讲,1982 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久病的妻子治愈,一女一儿都上了学,父亲最体 谅他想上大学的心情,一口揽承为他帮助种口粮地。他摆脱各种羁绊,考取了省委党校马列主义理论大专培训班。带着工作中的迷茫和对社会的思考,花着从信用社贷来的紧缺资金,他倍加珍惜一分一秒的学习 时间。除认真聆听党校老师的讲授、完成作业、参加讨论外,另外熬夜自学阅读了上百本山沟沟里根本就找不到的书。倍感枯渴的他不满足于本专业所设课程,还穿插旁听了西北政法学院的法律课程,参加了中 文刊授学习。他系统的法律学习也是从此开始的。系统的理论学习,法律知识的补充,文学修养的提高,使他得到全面升华,开始自觉地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记者:你的熬夜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李:我的熬夜习惯就是这两年内养成的。当时,在完成党校学业课后,去政法学院偷偷地听课学习法律,经常去学校的图书馆阅读法律方面的书籍。因我打呼噜 很厉害,别的学员适应不了同住,学校给我一个人安排了一个房子,这个条件成就了我,天天熬夜看书,每天 晚上 3 点左右睡觉,有时候通宵学习。因为超负荷学习,身体差点垮掉。当时主要因经济困难,每顿只吃定量主 食、喝免费大米汤,连 5 分钱一份的土豆丝都舍不得买,别说吃肉了。由于营养不良,以及睡眠不足,形成偏头 痛。在省委党校参加短训的赵县长发现后向学校请假带我回家休养了半个多月才好转。不过这种熬夜习惯一直坚持下来,三十多年不变。现在都每天上网、看书、 写东西坚持到晚上 2 点以后休息。

记者:学习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李:自己对法制产生过迷茫,主要在清涧县公安局工作时,党委研究定案和严打限定指标抓人感触很深。所以我对健全法制,建设法治社会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思索和追求,就把学习的重点放在研究法制方面, 痴心不改。中外法律制度、古今法律制度都涉及。有关包公、商鞅、王安石、狄仁杰等法家人物和能臣廉吏的电视剧就是现在还反复看,就是想探索一种适合当代国情的新的法律制度,把权力有效关进法制的笼 子。

1984 年 7 月 1 日,李教授拿到了第一个大专毕业证书,35 岁圆了大学梦。县委调他到宣传部工作, 专门负责常委的理论学习。这一年他转了干,省司法厅考核批准他转为正式律师并授予兼职律师执业证;跨进了知识分子队伍,开始领取山区补贴;解决了家属的农转非,妻子儿女跳出了“农门”;地委宣传部 选调他搞理论研究工作、地区司法局选调他组建地区第一个律师事务所、地委党校同时选调他主讲法学课,让他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机会。

1985 年地委党校升格为大专体制,调他主讲法学。 他不是科班出身,就边学边教。每次讲课都全程录音, 下来认真反复播放试听,修改调整教案,所以学员都 爱听他讲课。随着法学课的调整,他先后担任政治、 科社、法学教研室副主任,专管法律教学工作,在自 己的职责范围内,实施了“讲、听、看、议、联、考” 六字教学法,对法学课教学进行了全面改革。这场改 革给学校带来了生气,很受学员欢迎,也引起个别领 导人的非议和刁难。但是这个时期风气还正,主管教 学的领导与教务处支持了这场改革,使之没有夭折。 他也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通过学员打分 评选为优秀教师。《中共中央党校通讯》、陕西省委党 校《党校周报》、《陕西日报》、《榆林日报》等报刊都报道过他的教学改革经验。1991 年,他总结这一段的教学理论探索和教学改革实践,编著出版了《法律教 学研究与释疑》,被专家肯定为“首本探索党校法律教学法的学术专著”。他充分认识到教材建设的重要性,与省委党校法学教研室合作,参加编著出版了供党校培训、论训干部使用的法学教材一一《简明经济法学》、《行政法学概论》、《新编法学概论》(任副主编)。1989 年,根据党校教育规律与党校学员特点,他与本 校 2 名教师合作,主编了《实用法学纲要》,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被指定为培训党政干部的教材。这期间,他参加自学考试获取了法律大专文凭,奠定了专业基础,影响了他的一生。

清心治本,攀登高峰

1992 年是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0 月 18日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中央党校做出最快反映,于11 月 2 日至 1993 年元月举办了“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 高层法学师资研讨班,从各省省委党校选调一名法学教授或者副教授参加。李世义当时只是地委党校的讲师, 中央党校破格选调他参加了这期高层次专题研讨班。目标刚刚提出,多数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唯有这个班没有 人讲课,只是每周安排参加一次全校性的大报告,主要靠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为国家创建适应市场经济的新 的法律制度。他聆听了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厉以宁、经贸部长李岚清、人事部长赵东宛等专家和领导人的报告,受到乔石校长的接见。他的思想豁然开朗,眼 界开阔了,思考的不再仅仅是具体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具体案件谁胜谁负的问题,开始思考改革开放、治国方略、执政方式等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两个多月时间,他像个拼命三郎,分秒必争,昼 夜奋战,取得了三项研究成果,是本期学员中研究成果最突出者:一是参编了《经济法新论》,成功撰写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当时还在起草过程中,没有颁布);二是完成了“更新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法律秩序”的系列专题文章,其中专题之三“完善宪法制度,促进改革开放”中论及的问题,1993 年 3月 20 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中几乎被全部釆纳,明确地反映出其研究的深刻性、实效性;三是拟定了《市场经济法概论》一书的详细提纲,毕业后独立主编完成,参加编写的有省委、市委党校的 校长、教授,高校的教授、副教授,省法学会理论部法学专家等,成为国内最早出版发行的专门研究市场经济 法律制度的专著之一,被很多党校、高校选用为教材,三次再版。之后,他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学习,既当 老师讲课,又当学生学习,先后获经济管理和政法专业双本科学历,不断充实提高自己。

2001 年晋升法学教授,成为榆林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法学教授。 从此,他的研究有了明确的方向,选择教学难点问题、社会热点问题、改革关键问题、政治敏感问题深入调研、反复思考,把献身法治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特别注重探索如何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这个重大、敏感的政治理论前沿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党要管党、依法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努力攀登学术高峰。 出版专著:《法律教学研究与释疑》、《世纪之交的思考》、《无须扬鞭自奋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研究》、《资源开发和生态建设民生保障问题研究》。


主编出版:《实用法学纲要》、《市场经济法概论》、《跨世纪改革论丛》、《跨世纪改革论坛》(上、中、下 三部,150 万字)。其中,《法律教学研究与释疑》、《实用法学纲要》、《市场经济法概论》都荣获陕西省法学会法学学术优秀成果奖。 课题攻关。独立完成陕西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立项课题《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 根本转变》,结项获一等奖。2004 年独立完成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课题《深化司法改革,确 保司法公正》(调研报告),结项被专家鉴定为甲等成果。

独立完成陕西省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立项课题《浅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途径》和《改 革开放三十年思想观念的变化及引发的反思》,均获优秀成果奖。主持完成的“陕西省党校系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立项课题《邓小平法制思想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结项后公开发表并获省、 地双重奖。特别是 2001 年起步调研论证、2003 年被中国法学会立项重点资助研究、2005 年独立完成结项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研究》2008 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该课题 的主题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执政,依法执政的关键是党的执政方式法制化和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监督制约的法制化。提出“党委之要在于'统',人大之权在于'法',政府之责在于'行',政协之职在于'商',司法之效在于'公'”。提出改变“党委决定,政府执行”的执政方式,按照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党委决策、人大决 定、政府执行、政协推动,司法保障,各司其职,依法执政。主要从法治的角度研究党建问题,综合运用法学、党建、政治学、社会学多学科的理论研究党的执 政方式,从多角度探索党的执政方式法制化这个主题。

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分阶段突破。从总结世界政党 政治、政党制度、执政模式的普适性规律着眼,着重深化、细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分阶段、分层 次、分领域微观研究党的执政方式法制化涉及的具体问题,取得突破后公开发表交流,积累研究成果,为总体 研究奠定基础。釆取内容详略有别,注重体系科学,力求结构完整。通过高层研讨、课题求证,深化研究。本 课题在研究过程中,还注意把传承吸纳与突破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既继承本土优良传统,吸纳世界文明成果, 但更注重突破和创新。例如:提出建立法理型执政权威,在全社会树立“宪法至尊,人大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 建立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对不称职的实行代表“召回”制度;改革“党委决定,政府去办”的执政方 式,严格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解决以党代政问题;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解决分工重迭 问题,降低执政成本;改革党组织直接干预司法的领导体制,实行党司职能分开,法、检两长不再兼任党组书 记;确立司法公正与完善司法独立的宪政原则,建立司独立制度;组建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统一领导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法、检两院按司法区域设置,不与行政区划同一;建立新的司法经费保障体制,由中央统一预算,实行条条垂直管理;建立法官、检察官 自律委员会;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加强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加大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力度,改过去的“事前通报”为“事前协商”,选拔和推荐更多的优秀党外人士担任领导实职;完善区域自治和基层社会自治的立法,落实宪法自治原则;“党管人才”原则法制化,党内“5+1”条例应上升为法律,变体内 监督为法律监督;建立宪法委员会和宪法诉讼制度,保证依宪治国;制定大监督法,建立健全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监督制约的法制化网络体系;制定人民建议法、新闻监督法等法律,把执政党官员纳入人民群众的 有效监督之下;把执政党纳入法治客体之中,创建对执政党官员实施法律监督的制度,等等。再例如:提出执政方式法制化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是要把党自身建设好。具体提出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民 主监督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非政党式”竞选机制,扩大差额选举范围和比例;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理顺常委会、党委会与党代会的关系;用票决制取代议决制;依法规范政党官 员的任期制,改革党内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革党委会领导纪检委的体制,提升纪检委的权力地位,以垂直领导为主,只向同级党代会和上级纪检委负责;建立“首端控制”的预防腐败机制,加强对 一把手的监督;建立健全引咎辞职制度,试行不廉一票否决制度;等等。

该课题结项被专家鉴定为甲等成果,认为对传统政治体制实现了重大突破,对党的执政方式法制化的 途径、措施、制度大胆创新,对于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专题研究。《浅议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人大制度建设的关系》被评为全国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票决 制——加强和改善民主集中制的核心环节》在陕西省党校系统第十六次理论研讨会上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几个问题》、《宪法修正与依宪治国一-再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 的历史性转变》、《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对执政党依法执政的全方位监督制约机制一一三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与时俱进是现行宪法的生命》、《优化法治软环境是改善投资大环 境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历程》、《世纪辉煌我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伟大结晶》等文章提出的观点在全国社科界处于领先地位,均被陕西省法学会、陕西省委党校系统及其他全国性理论研讨会评 奖并在中国核心期刊发表,被多家大型丛书收编典藏。

高层交流。除每年参加全省党校系统理研会交流外,2003 年 10 月 19 日, 首次步入人民大会堂,出席 “首届中国教育创新论坛”。2006 年 7 月 11 日,出席“第七届亚太法协商贸法国际研讨会暨亚太法协中国分会成立大会”,与来自 18 个国家与地区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同年 11 月 26 日,应邀出席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教育家大会”,在闭幕大会上,做了题为“党校教育的地位与党校教师的定位”大会演讲,提出“党校教育是灵魂教育,党校教师应为官师表”的观点,与会代表报以长时 间的热烈掌声。2008 年 6 月 27 日,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的第七届中国科学家论坛,论坛主题是“为企业插上科技与资本的翅膀”在开幕式上他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近千名嘉宾宣读 并签署了《第七届中国科学家论坛宣言》,还在这次论坛上做了《强化科技法制,推动科技创新》的大会发言,强调要强化科技法制建设,既为企业插上科技与资本的翅膀,又为企业创制良好的法制环境,对论 坛主题做了重要补充,成了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

《关于司法公正的现实思考》以其新颖的观点入选中国法学会主办的“全国司法改革研讨会”,1999年 11 月应邀赴北京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交流,受到社会高度关注,30 多家丛书入编,获三项省级一等奖。

《政治文明与党内民主建设》在 2003 年 12 月中国法学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联合举办的“全国政治 文明与依法治国”理论研讨会上大会交流,核心期刊《理论导刊》2004 年 2 期全文发表(12000 多字)。

《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治思考》2006 年 9 月在“首届西部法治论坛”大会交流并荣获一 等奖。《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研究》(论文)在 2006 年 11 月“第三届中国教育家大会”上荣获“2006中国当代教育思想优秀论文”一等奖(6520 篇参评文章共评出一等奖83 篇),大会为他隆重举行了单独颁奖仪式)。他先后发表著述 300 余万字。合编、主编、编著出版著作 16 部, 独立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5 项,主持完成 1 项,合作完成一项。连续 18 年为全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提交文章并年年获奖。每年在核心 期刊发表一、二篇文章。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法学学术成果奖与优秀论文一、二、三等奖 51 项,合计获奖 108 项。 因书而荣。他在理论探索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白天奔波讲课、开会、调研,晚上熬夜爬格子,家中的大小事情全部由妻子承担,多少年 来成了生活常态。但是每项成果的发表和获奖,又使他非常快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研究》这本书,是他探索把权力关进法 制笼子的理论结晶,为他带来了很高的荣誉。榆林市政协、市联谊会、市委党校在榆林宾馆联合隆重举行了“李世义《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 制化研究》出版赠书座谈会”。西安培华学院在西安隆重举行了“李世义教授赠书仪式"。2008 年 12 月 13 日,应邀出席了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第四届杰出华商大会华 商精英合作年会”,在开幕大会上代表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名嘉宾领读并签署了《中国企业家消费宣言》,出席了“商务参赞杰出华商国宴联谊会”,向驻华商务参赞和华商精英赠送了这本专著。2009年 4 月 24 日, 应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四届杰出华商大会财富领袖论坛暨第八届外交官之春”大会, 与何鲁丽、孙孚凌、王忠禹、韩启德、唐家璇、胡启立、李肇星、李金章等国家领导人和华商财富领袖代表柳传志等就座主席台,代表 1300 多名与会嘉宾宣读并签署了《2009 全球财富宣言》,并向驻华大使和华商领袖签赠了他的专著一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研究》。 这一年,他还应邀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优秀专家学者国庆座谈会、陕西省法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等盛大活动,以书会友,广泛交流。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因文章获奖应邀出席陕西省、陕西省党 校系统、陕西省行政学院系统的理论研讨会,向大会赠书。还为清涧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清涧中学、高杰村中学捐赠了自己的专著,回报家乡、感恩母校。国家图书馆、中国法学会、中共中央党校、 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行政学院、西北政法大学等单位的图书馆都收藏了他的这本专著。

但是他的这个课题 2001 年论证稿成型后,单位不敢给盖章申报,他又找了好几个部门,都不敢申报。 课题组的成员看到论证稿后也先后辞退出来。有的还打劝他,“你就不能研究点其他问题,为什么专挑这么敏感、危险的问题碰呢?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把你打怂?就不怕把你打成反革命抓起来?”几经努力,靠 榆林申报无望,才求助于陕西省法学会。省法学会研究部组织法学专家集体审核论证稿后,认为该课题抓住了当前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极具现实指导价值和重大历史意义。支 持并推荐向中国法学会申报国家级课题。2003 年中国法学会立项为重点课题资助研究。他用两年的时间独立完成了课题,中国法学会 2005 年审核结项。但在出版过程中又几经曲折。当时全国防控 SAS,限制人员 流动。书稿寄给北京的一个权威出版社,一个月审完稿后回复,该课题很好,抓住了重大理论前沿问题,但是法律方面的问题有的他们也吃不准,把不了关。建议并帮助将书稿转到法律出版社,他同意了。一个 月审完稿后回复,课题选题很好,但是这主要研究的是党建问题,提出的很多新观点建议只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看能否确认把关,并帮助把书稿转送中央党校出版社。实质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背景下,都 不愿意承担政治风险。这次他亲自去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编审部主任已经看过了书稿,高度赞赏作者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功底,为李教授安排了吃饭住宿,特事特办,指定出版社得力责任编辑用一个星期时间加 班审完稿,不仅同意出版,而且出版费用按本校教授出版国家级课题标准优惠收取,当即签署了出版合同。


本专著刚出版的时候,社会上很多人不敢接受他的观点,他提出的观点不少人特别是公职人员连讲也不敢讲。一个副市长看到这本书后说,这个人这么狂妄,还想给共产党套笼头,干脆抓起来。跟她的副秘 书长看过这本书,打圆场说,这个人不敢抓,这本书封面左上角印着“中国法学会 2003 年立项资助研究课题”,下面印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书中插页印着中国法学会 2005 年 11 月 30 日“本项目经审核准予结项”的证书,这是国家最高法学研究机构和最高党建出版权威机构,把这样的人抓起来怕放不 出去。他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坚持不懈地探索把权力如何有效地关进法制笼子,清心治本铸造党魂,为党解决执政中遇到的新课题。直到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向社会公布后,彰显了他的研究成果的全局性、前瞻性和对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依法治国理政的实际指导价值。

政协参政屡创第一,律师助力相得益彰

2000 年榆林撤地设市成立榆林市政协,他被推荐为社会科学界委员。政协为他提供平台,他为政协倾 情奉献,他与政协情融一体。两届 10 年政协委员,他认真履行职责,撰写提案 100 个,参加视察、考察、调研 40 余次,宣讲法制 200 余场次。他利用参加全委会、专委会和列席常委会的发言机会和参加理论研 讨、政协论坛等活动,主动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通过评议法官检察官、旁听审案、个案监督、重点提案现场答复、行风评议、考核考评、听证论证、督查督办、担任廉政监督员等形式,仗义执言民主监督。 选择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攻关,自觉主动参大政、议国是。回顾 10 年历程,创制了以案说法点评监督、典型案例听证监督、重大案件专题监督、政协论坛公开监督、社情民意专递监督,创新形 式个案监督等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形式,创制了许多个“第一"。

2005 年市政协将他一届五年参政议政的成果汇编成册——《无须扬鞭自奋蹄》出版,这是第一本展示 政协委员风釆的专著。

2001 年 3 月 20 日在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领衔 35 名政协委员提出“认真清理假文凭,为实施人 才战略打好坚实基础”的提案,被立案为 92 号,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关注。《陕西日报》《检察日报》《各界导报》《三秦都市报》《榆林日报》等许多报刊和其他媒体作为热点问题进行了报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新闻连线栏目报道后,引起中央和各级领导重视。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干部教育工作会议上讲 话时强调,文凭腐败是当前腐败的一个新的特点,榆林市李世义等 36 名政协委员打假文凭的提案,切中了时弊。基层声音直达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都能重视基层政协委员的意见,说明政协是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的有效平台。这是我市政协第一份惊动中央的提案,促进了提案的办理落实。

2002 年 3 月 31 日,市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他领衔 51 名委员联名提出“标本兼治,遏制文凭腐败” 的提案,把一届二次会议上 36 名政协委员打假文凭的提案,深化到治理“注水文凭”。提案认为,注水文凭“比假文凭危害性更大,可以凭此理直气壮地、冠冕堂 皇地猎取各种待遇。”“文凭腐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不但引发人们对我国的教育制度产生信任危机,而且可以 引发其他方面的腐败,败坏党风、学风,污染学术殿堂,损毁人才大厦的基础”。提案提出具体配套的建议,要 求党委政府标本兼治,遏制文凭腐败。这个提案又一次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新闻媒体继续关注报道了这个话 题。但是这次会议提案的立案率较低,仅达 62.2%,51名委员联名遏制文凭腐败的提案初审决定立案,但复审 时,有人提出,大部分领导干部拿的是注水文凭,提案立起来无法落实,最后未于立案,仅作为委员来信处理。小组讨论会上,很多委员发表了激烈的批评意见,要求纠正,但未被釆纳。4 月 5 日大会闭幕会上,在举手表决提案工作审查报告时,他公开举手投了“弃 权票”,成为市政协全委会上公开举手表决第一个说“不”的委员。4 月 16 日,《榆林日报》第 3 版登出李世义举手投弃权票的图片新闻“市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审议提案报告时唯一一名投弃权票者”,成为历史存照。

该提案市政协提案委虽未立案,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02 年 4 月 21 日联合转发了《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中 共中央办公厅[2002]4 号),明确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干部培训主管部门,要釆取有力措施,规范学历、学位证书的管理工作。”“从2002 年 5 月开始,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本级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通过学习持有并载入档案的学历、学位证书,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清理。”“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摆 到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高度来对待,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档案学历、学位 证书的清理工作。

1981 年开始他兼职律师工作,现在陕西正北律师事务所供职。长 期担任政府、企业法律顾问,仗义执言敢于碰硬,尽职尽责善于调解,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办案风格。他把办案与教 学、科研融为一体,相互支持,相得益彰。每年为弱势群体提供义务法律咨询、代书和法律援助,化解了很多纠纷矛盾,维护了当事人权 益和社会稳定。他不畏权势,不计报酬,攻克了很多疑难复杂、有背景的大案,享有很高声誉。 记者:李律师,能举两例你认为比较成功的案例吗?

李:1985 年刚调榆林地委党校工作,就受理了靖边县城关镇张家 畔村委会与联建公司新建三层服务大楼报废损失赔偿纠纷案件。联建公司是个皮包公司,没有赔偿能力。但其资质审查证明是县城建局出 具的,营业执照是县工商局办理的。我们将其一并列为被告诉上法庭,要求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当时还没有颁布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也 没有生效实施,民告官的难度可想而知。历经艰辛,经过市中院一审、省高院二审,最后为老百姓打赢了官司,挽回了经济损失。国家机关 向老百姓承担赔偿责任,“官”向“民"认错,在当时的法制背景下确属罕见。我的代理词《本案经济损失究竟应由谁来承担》被中国城市出 版社编入《著名律师精彩辩词》一书(1997 年 8 月第一版)。

再如清涧县要扩建路遥纪念馆,征地过程中被征地户因补偿太少 拒绝签字,公安局将一户 70 多岁的老太太和另一户 20 多岁的小伙子关起来,矛盾激化,亲属来榆林要去市政府上访,请我代理。我听了 情况,分别安排了他们的住宿,背靠背一户一户沟通,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路遥是清涧的骄傲,政府扩建纪念馆是公益事业,无论涉及到谁 的房地都要积极支持配合;二是补偿标准按市场评估价格,政府现在的标准太低,你们也不能漫天要价;三是公安局抓人是错误的,我联系让先放入,并赔礼道歉和适当补偿。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表示不去上访,不扩大事态。我和路遥同乡同龄,扩建路遥纪念馆也是我的所愿, 我没有立案收费代理,凭我的人格影响力和政府沟通无声无息地解决了问题,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反响,扩建工程按期竣工,我很欣慰。

60 多年风雨历程,风雨过后是彩虹。他三次被评为优秀政协委员,6 份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中 函陕西分院授予“优秀教师”,市委、市政府 2003 年、2008 年两届授予“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中共陕西省委政法委、省人事厅、司法厅、省法学会联合授予“陕西省优秀法学研究工作者”,他是全省党校系 统唯一获此称号者。2009 年“庆祝建国 60 年——中国优秀专家学者国庆座谈会”组委会授予“辉煌 60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学者贡献奖(终身成就贡献奖)”。 记者:李教授,你怎么看当官、经商与搞学术研究?

李:我不敢与同龄人中当了官的比贡献大小,也不敢与同龄人中经了商的比钱多少,用传统观念、常 规标准比较,我还是个贫儿。我也不敢与任何人比领导的认知程度,既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精力。虽然历经磨难,我至退休还只是法学教研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86 年开始任职,正科级别),无职无权无钱,但我毕竟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一名在本地有一定知名度的律师和自学法律成才、拥有一批学 术成果的有影响的法学教授。官场、商海、学术殿堂,三足鼎立,不求一统,能占据一隅足亦。

不忘初心做奉献,退而不休敢担当

虽然 2009 年他已退休,但对依法治国的前景愈加坚定,法治情怀更加浓烈,壮心不已,豪情不减, 不在家赋闲,不打官司赚钱,仍然奔波在调研、考察的征途上,全身心投入到法治建设的研究实践中。除每年积极参与市联谊会、市未成年人保护咨询委员会等组织安排的调研等各种活动、宣讲法治、义务法律 咨询、列席两会参政议政外,主要投身于法治实践研究。执笔完成了《关于榆林城区防护林带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榆林市食品安全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榆林市法治教育基本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工作,用 三年多的时间主持完成了联合攻关课题《榆林市资源开发与生态建设、民生保障问题研究》。他主导论证立项,全程策划、参加区内调研与区外考察工作,深入研读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执笔撰写出 10 余万字的 研究报告,为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高法高检和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及司法机关提出系统配套的建议意见。该报告肯定了资源开发、生态建设、民生保障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集中聚焦了六个方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部长现场题赠李世义教授面的矛盾冲突:资源开釆浪费严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水资源短缺、污染严重,税收与税源背离严重,利益分配不公严重,立法矛盾冲突严重。通过深入探究,找出了造成 上述问题的原因:体制存在弊端是根本原因,法治统领缺失是关键原因,企业权责失衡是直接原因,民本思维缺位是重要原因。针对上述问题与原因,报告主要从法治的角度思考,提出应确立依法开发战略 指导思想,建立法律推进型资源开发、生态建设、民生保障新体制。

以民生保障为本,生态建设为基,科学、合理、有序开发资源;通过 资源开发反哺民生,资源开发与生态建设同步并举,开拓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具体提出八个方面的建议: 确立新理念,用法治思维统领资源开发与生态建设和民生保障;认真立改废,建立完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改革旧体制,建立生 态环境保护管理新体制;创建新机制,以“责”为纲,落实能源企业生态建设法律责任;扩大(地方)立法权,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提升法治权威;刚性定责任,规范与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司法;培育新公民,为实施全方位监督管控夯实社会法治基础;开拓新 思路,创建新型民生经济,夯实民生保障的经济基础和法律体系。该研究报告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提出振聋发聩的新理念、新观 点、新举措,可供党委决策、人大立法、政府施政、司法执法、政协监督、各社会团体组织和全体公民行事维权参考采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依法维权,构建和谐。 由于他的辛勤奋斗和取得的娇人成绩,退休几年时间里,榆林市委党校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市人大常委会授予“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先进个人”,市各界人士联谊会分别于 2009、2012、2015、2017 年 授予“优秀会员”、“先进个人”、“工作积极分子”,市未成年人保护咨询委员会授予“'三个一'活动第一”、“2005 年先进个人奖”等荣誉称号。2015 年 1 月,经“法治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春座谈会”组委 会评审授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突出贡献人物”。2016 年中共榆林市委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表彰奖励了30 名“2011 一 2015 年度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李教授名列榜首。2018 年中央机关老干部文化交 流中心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活动》组委会专门安排了“李世义教授《资源开发和生态建设民生保障问题研究》赠书仪式”,并授予李教授“百佳杰出人物”荣誉称号。他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学、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成。

记者:李老师,你感到自豪的事是什么? 李:我努力了,我奋斗了。我的人生经历中,虽然磨难重重,但始终挺直腰板做人,扬起头来处世,以“包公”为楷模,刚直不阿,不攀附权贵,不向恶势力低头,牢记公平正义这个初心,践行法治人生终 身使命,将一杯杯苦水化成了美酒。我虽然没有挣下钱、当上官,但是受到学员和社会各方面的尊重。我应邀出席了许多全国性乃至国际上的研讨活动,每次都推选大会发言,有交流提高的平台,获得许多奖项。 一生为法治献身,传播了法制声音,为老百姓声张了正义,为法制建设尽了绵薄之力。作为一名生活工作在底层的共产党员、政协委员、法学教授、律师,我都尽了自己该尽的责任,我心足矣! 李世义,自学法律成才。他一以贯之,献身法治,不忘公平正义初心;清心治本,牢记使命铸造党魂。

潜心法学研究,高扬法治风帆,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70 个闪光的岁月,记录了他的法治 人生。历任清涧、神木、横山、吴堡县县长、县委书记的梁世普是全市著名的理论权威和“笔杆子”,为官 清正廉洁,少有的自己掏钱买烟抽的领导干部,特别爱惜人才。与李世义相识很早,在清涧一块工作过,在省委党校一块学习过,退休后与李世义在市各界人士联谊会一块工作,对李世义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他写了一篇《“把权力关进法制笼子”的探索践行者一一共和国同龄人李世义的法治情怀》,是正传,被很多杂志、报纸、典藏丛书发表收录。文章是这样收笔的:

“写完李世义同志献身法治的闪光人生主要事迹之后,我思索他无须扬鞭自奋蹄的动力源之所在,思来想去觉得不外乎忠法、为民、求实、进取等几个方面。 第一,忠法,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95 周年去北大考察对学生讲话时用穿衣服扣扣子比喻说:人生的 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还在上小学时,世义读了有关包 公刚直不阿、不畏权势和秉公执法、断案如神的图书就立志“为国为民,献身法制,做当代包公",这就 成为他一生的理想信念,成为他选择的政治方向。有了这个理想信念,在一生中无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能用坚强的决心和毅力去战胜;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逐步形成了他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以及他的品格修养、道德情操、精神境界和人生道路的正确选择。法律是执政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 是治国之重器。忠于法律、追求法治,就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党。

第二,为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生情怀。 以民为本、立法为民,是他热心研究法律的主心骨。把以法律维护、实现、发展人民群众权益作为重要途径,以软实力服务民生,提高人民群众自身的软实力水平,更有长远性、方向性功能。无论是课堂教授法律、大讲堂宣讲法治,还是参与群众普法活动、代理案件、调研法治活动的方方面面或利用政协平台 对法律机关执法行为的民主监督等诸多工作都受到广泛好评,因为他讲法、点评案例紧密联系实际,深入 浅出、生动活泼,听众入心入脑。而且以“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为中心,研究实践依法治权深层次 问题,使权为民所用有所依托,使执权者严于用权能被有效监督,使法律真正成为人们的保护神。

第三,求实,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精神。 法治必须公平、正义,也就是要实事求是。公平、正义就会招惹邪恶势力的不满。比如,“文凭打假”提案,必会遭受持假文凭这帮“有身份"人的白眼、忌恨,对此,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公平、正义, 他敢与领导抗争,敢于在众目睽睽的政协全委大会上举手投唯一的弃权票。在本世纪之初,他就着手《中 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治化研究》,这是一个重大、敏感的政治理论前沿热点、难点问题,经过几年努力他 成功了。从当今党中央抓党建的方略和举措来看,从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内容来看,也证明他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追求真理、敢于担当的精神 和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眼光和智慧。

第四,进取,即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是人类发展之宝、民族兴旺之宝、个人成才之宝,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李世义的事迹再次印证了“艰苦奋斗,玉汝于成”的真理性。在他这大半辈子里, 熬夜是常态,节假日是他钻研法治学问的宝贵时间,总之一生中没有清闲过,而是始终保持了那么一种忘 我精神,那么一股昂扬斗志,那么一种科学进取状态。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已不再年轻,但他仍然壮心 不已,奋斗不息,仍然孜孜不倦学习着、耕耘着、收获着……”

我们采访报道李教授,就是要通过这个平凡普通的共产党员做出的事迹,表彰共产党员的奉献,展示 政协委员的风釆,树立知识分子的榜样,弘扬法律专家的精神,使夕阳也绚丽,让落日更辉煌。

文/王涛、李高飞(陕西省政协《各界导报》社文化产业部记者)。本文成稿于 2013 年,原标题《黄 土之子:陕北“狄仁杰”李世义别传》,后标题修改为《草根教授李世义别传》发表于《榆林周刊》(国内 统一刊号:CN61-0047/10)2013 年 3 月 22 日。2019 年 12 月入编纪念包公诞辰 1020 周年系列活动特刊《清 正廉洁模范人物大典》。2020 年入编大型典藏辞书《报国楷模·奋进新时代》(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执政方式法制化是反腐倡廉之本


法学教授 李世义



一、当前腐败形势与特点

腐败,是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特别是官吏的腐败,危及到了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但那些早就存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贪污受贿、搞特权等现象逐渐泛滥和愈来愈严重,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更加令人震惊的新问题。例如:明码标价肆无忌惮地买官卖官,勾结收买流氓恶势力谋害上司或同僚攫取权力,充当黑社会和走私分子的保护伞等等。集中表现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

当前腐败的特点是:

1、高危性。

当前的腐败出现于高危岗位和高危人群。监察部今年5月17日通报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情况:2009年9月至今年3月,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工程建设领域违法、违规举报3.31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172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78人,涉案金额29.9亿余元。同日还通报了20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发生在20个省(区、市),涉及廉租房建设、地铁建设、水利建设、征地补偿、矿产开发、房地产建设、学校工程、公路工程等多个领域,其中6起涉案人员被判死刑或无期(2011.5.18.新华网)。

国土局长成高危岗位。近年来,关于土地、建设等领域的腐败案件屡见不鲜,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2009—2010年30个发生在土地、建设领域的案件,涉案人员平均涉案金额超过780万元,量刑都在10年以上。开工“打点”最易滋生腐败。土地出让金易“做手脚”,窝案占半壁江山,落马官员多为50后。另据调查显示,62%的受调查者认为“国土局长”风险最高,位居官场十大高危岗位第一位。(法制晚报2001.1.31.)。

近年来,全国“短命建筑死亡名单”不断被刷新,其中许多曾是当地著名地标。例如:23岁的辽宁省科技馆,20岁的青岛大酒店,13岁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10岁的海口“千年塔”,20岁的北京凯莱大酒店,甚至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背后都有房地产开发商的影子,并多拌有腐败基因。(央视网2011.5.11)

一把手贪腐出现新特点:财务审批一支笔,选人用人一人定,民主集中一霸主,权力运行一把抓,监督制度一空文,腐败主体一家人,公开形象一假“君子”。湖南省彬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收受和索取贿赂折合人民币3123.82万元,尚有352.72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号称“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查贪官的官变成了大贪官,怎能不令人震惊呢?

2、扩张性。

党和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制定了一批规范性制度文件,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惩治了一批贪官,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成果。但腐败的势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控制,而且在继续扩张。从近年媒体公开曝光的腐败大案看,窝案越来越大,串案越来越长,涉案对象的官衔越来越高,涉案标的数额越来越巨。现在的热权部门和关键岗位根本经不起查,一查就能牵出一大堆问题来。

3、公然性。

腐败本来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是偷偷摸摸干的事情。但由于制度设计存在问题,有些腐败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进行,甚至招摇过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例如:“四公”腐败: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公职赌博。再例如:大家都喊就业难,但看看身边周围的情况,“官二代”“富二代”不但不难,而且都占据的是好岗位。不是说“官二代”、“富二代”中没有优秀者,但变成个普遍现象就匪夷所思了。还有,中低收入者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有的领导干部却有七八套甚至十几套,这些都是摆在老百姓眼皮底下的事情,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领导干部的廉洁度,怎能不引起公众质疑呢?

4、顽劣性。

我们这几年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惩治了一批贪官,但由于惩治力度不够,远远没有产生威慑作用。央视网报道,近三年副部以上贪官无一获死刑。2009年以来,至少有18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判刑,其中5人被判无期徒刑,12人被判死缓,1人被判18年有期徒刑。18人中,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涉贿金额最高,高达197亿元;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以3318万元居第二。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2007年被判死刑,是近年落马高官中唯一被判死刑的。另外,被称为“许三多”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涉案金额近3亿元,至今未宣判。鉴于此,顶风作案的有之,前赴后继的有之,而且年龄越来越轻,胃口越来越大。

5、腐败预期心理蔓延。

面对当前的腐败形势,不少一部分人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不仅不痛恨腐败,转而羡慕腐败,甚而为自已也能腐败积极创造条件。买官者很少有人打算执政为民、为民执法,而是把市场经济中的投入产出理论引入政界,准备为自己捞取更大更多的“利润”。就是问小学生你大长以后准备干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当官。问为什么?回答当官好,有人送钱,有人伺候,想要什么就有人送什么。这种腐败预期心理如果传染给全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包括执政党,还有什么前途呢?

上述例举问题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绝非危言耸听。腐败形式千姿百态,但确实出现了高危性。

二、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探析

产生腐败,是综合原因造成的。通常从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体制机制存在弊端诸方面去分析。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公权力异化为个人谋私的工具。加之打击力度不够,贪腐成本太低,使腐败出现上述特点和趋势。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执政的地位,掌握着无可比拟的权力。从国家机构的组织看,从中央到地方,主要领导职务都由中共党员领导干部担任;从国家机关干部队伍的组织成分看,中共党员占了很大比例;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程序看,中共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概括讲,中国的命运决定于共产党。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中国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我们也遭遇过重大挫折和失误,无不是因为执政党的错误决策造成的。特别是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党权高于法权,以至于走了一段以党治国的岐路。

以党治国,集中体现为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全面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把党领导一切变成党管理一切。这种执政方式,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强化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计划经济时代。主要表现形式:一是政策和法律双管齐下,以政策为主的方式;二是从宏观到微观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三是以政治控制为主、思想引导为辅的形式。总之,形成了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体制,通过“单位”这个环节,利用“人事档案”、“户口薄”、“工分本”等工具,将国家政权、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牢牢地控制在党的权力之下。正如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由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序地存在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还早在1978年就明确指出,“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邓小平同志还严肃批评了以往执政党领导中的一些“怪现象”,如“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所以,他明确强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并特别提出“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的问题。

这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特别在过渡时期,它能提高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大事,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所以存在那么长时间又难以纠正,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其弊端也凸显出来:一是“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弹性”降低,缺乏活力。二是不利于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三是不利于对党的监督。党包揽了全部权力,处于各种矛盾焦点,必定面对各种风险,失误的机会也比较多。但所有权力都被置于党权之下,对其无法实施监督,只能靠党自己“纠错”,党内权力又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只能等其下台或死亡后才有机会纠正,必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甚至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四是这种执政方式使党没有精力加强自身建设,整体素质下降,产生了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出现了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已经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一些国家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已经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认识逐步随着实践深化,开始研究和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党中央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关头,审时度势,第一次明确作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正式公布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这一治国方略载入国家根本大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提高依法执政能力。2004年9月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以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开元建国、致富强国开始步入制度治国、法理执政,这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是一个没有先例的重大法治创新,第一次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执政,依法执政的关键是党的执政方式法制化和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监督制约的法制化。这也是我们党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治本之策。

三、执政方式法制化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党的执政方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二次革命”的重点对象之一。

在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指导下,我们逐步理顺了党与法的关系。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说的“各政党”,当然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当然包括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新党章总纲中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实质法治”的基本要求。

“实质法治”的理念和中心目标是解决权与法,官与民的关系,变专制政治为民主政治,确立“宪法至尊,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政府也好,政党也罢,从国家主席、政党领袖到一般官吏,都要置于法的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提出的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校……,首要的是要治好这些省、市、县、校……的国家机器,即各权力机关及其官员,再不能像以前搞的“形式法制”,治下不治上,治事不治权,治民不治官,否则,就会偏离真正法治的轨道。

综合上述观点,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治权、治官的关键是依法治党,依法治党的重点是执政方式法治化,要把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官员列入法治客体,把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只有从严治党,把党置于主人与法律的有效监督之下,坚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才能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和坚持党的领导。但是在我国,“人民群众”个人不享有直接治国治官的国家权力,只能“依法监官”,而人民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则通过立法与监督法律的实施,才能实施依法治官、依法治国。所以,归根结底,对执政党的监督制约,只能依靠法律。

(一)执政党对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的积极探索与决心

我们党坚持从严治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越和提升,也是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法制化应坚持的总规律。把握这一总规律,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果。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党规党法,健全了党内规章体系,即“5+1”条例体系。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反腐倡廉工作向制度化发展。200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总结了已有经验,出台了系列配套措施,特别提出了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中央决心这么大,措施这么多,但为什么当前腐败还会出现前述形势与特点呢?说明现行权力监督体制存在弊端与缺陷,仅靠体内监督不能治本,必须历行法治,建立健全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监督制约的法制化网络体系,全面推行执政方式法治化,才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二)现行权力监督体制的弊端与缺陷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机制,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监督体制,发挥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现行监督体制的突出特色是:第一,十分重视自律机制建设,重在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素质,树立正确的宗旨和信念,以教育的方式和手段促使干部掌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第二,重视党纪政纪监督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上述监督制约机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造就了一大批严于律己、甘于奉献的人民公仆。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利益多元化带来了一部分权力的异化,原有的监督体制日益显露出其弊端和缺陷。

第一、没有形成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法制化网络体系。

现行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主要表现为零散的党纪、政纪规定,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缺失。例如,管理性立法与监督性立法、经济类立法与政治类立法极不平衡。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的十几年间 ,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占法律和行政法规的80%以上,而监督权力的法律法规还不到1%。(《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郭道晖:“建构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原则与方略”)而且关于权力监督制约的规定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迄今没有一部权威系统的国家监督法,未能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社会化法制监督制约机制,未能将来自不同方面不同渠道的法制监督约束力量整合成一个严密健全、协调统一的网络体系,断层、脱节、失控现象十分严重,虚监、弱监、漏监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行政监察和党纪检查体制不顺,将监督者置于被监督者直接领导控制之下,从来是监下不监上。

我国现行的行政监察系统和党纪检查系统,对于监督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二者存在体制不顺的问题。它们都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内设机构,是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部门,都受同级党政领导人的直接领导和控制,这就决定了权力监督的指向失衡,根本无法抗衡领导权力的越界、脱轨、失衡和滥用。监督者出于个人安危利益的考虑和顶头上司的权势压力,从来都是监下不监上。正如一些腐败分子在受到查处时所忏悔的:官越做越大,越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如果有人时常提醒,时常敲打,就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第三、对执政党的执政行为没有纳入法制监督网络,国家权力机关和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对党委负责人的营私舞弊行为都无能为力。

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执政党处于国家权力机关之上,各种国家机关实际上变成了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国家权力机关和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并没有真正享有对各级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权力。例如,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但是一级党委或者党的负责人违反宪法或法律,谁来追究?怎样追究?一直困扰着享有最高监督权的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再例如,检察机关承担着法律赋予的对职务犯罪 的监督查处任务,但要立案查处一个县团级领导干部,必须征得同级党委的批准。假如这个党委的一把手是个腐败分子,或者是这个窝案、串案的案中成员,他不仅不会开这个绿灯,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阻挠查案,打击迫害举报、查案人员,这已经被多少事实证实。

第四、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的信访部门只是信访接待站和收发室,对民众的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缺乏法制化程序保障。

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转摘自《求是》1989年第22期)但是长年来不少地方的信访部门只起到了来信来访的接待站、收发室的作用,甚至变成了当地党政官员搪塞、应付当事人的一种方式,乃至对当事人极不负责任地将一些检举揭发信件转到被揭发检举对象手中,致使对揭发检举人打击报复的行为屡有发生。这种体制使许多问题难以及时就地解决,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造成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恶性循环现象,也助长了一些机关及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发生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纳入严格的法制轨道,没有一套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问题的权威有效的法制组织措施,没有将信访工作部门有效地纳入法制监督网络。

第五、新闻舆论监督没有法制保障,很难普遍充分发挥作用。

新闻舆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监督方式,是遏制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败的有力武器。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甚至被称为除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具有害怕公开曝光的致命弱点,“不怕上告,就怕见报”。但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权威系统的《新闻法》或《新闻监督法》,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和作用没有纳入法制轨道,对新闻工作者的监督权力和自由,以及人身安全,没有提供充分的法制保障。对于一些腐败现象和权力滥用 现象,不仅采访难、发稿难,往往因执政党的权力垄断而受到地方当局的严重阻挠和压制,殴打、陷害甚至追杀记者的严重事件时有发生。据中国记协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委员会统计,自1998年8月至1999年底一年多的时间里,向该单位正式提出遭到殴打申诉的新闻单位和记者达172人次 之多,平均每3天就有1人次。

第六、没有整合不同渠道不同系统不同方式的监督力量的统一有效的机制,形不成对权力监督制约的综合优势和整体效应。

从目前的状况看,不仅是有些渠道的监督制约软弱乏力,缺乏应有的权威和效力;有些渠道的监督制约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威力和效应,却没有国家的权威性法制支撑保护,变不成现实的威力和效应;有些渠道的监督制约几乎成了徒有其名的形式,起不了多大作用;有些系统的监督者被捆住手脚在行使监督权;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一种衔接整合不同渠道不同监督系统不同监督方式不同监督力量的统一有效的机制和法律制度,使上述各种渠道以不同方式实施的权力监督制约力量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势孤力单、互不衔接和支持照应的态势,形不成综合优势与整体效应。

(三)厉行法治,建立健全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监督制约的法制化网络体系

1.完善宪法监督体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依法办事首先是依宪办事。现行宪法虽然是一部比较好的宪法,但由于宪法监督体制不完善,既没有设置具体负责受理与审查违宪案件的专门机构,没有制定具体的违宪审查的特别程序,也没有设计出一套进行违宪审查的理论和原则,致使违宪这种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得不到制裁,严重损害了宪法的尊严和权威。

首先,应当健全宪法监督的主体机构。自1954年宪法确立以全国人大为主体的宪法监督体制以来,现行宪法虽然改进为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行使这一职权,但仍然没有解决实行宪法监督的具体工作机关及其运作程序问题,以致使这种监督权至今没有落到实处。为了保证宪法的实施,建议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受全国人大的领导,在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宪法监督委员的职权由全国人大专门立法解决,或者在宪法中直接授予。宪法监督委员会应当在省级设立派出机关,向宪法监督委员负责,受宪法监督委员会领导。

其次,应当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违宪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的重要内容。只有把宪法监督委员会的一般审查与宪法诉讼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

2.加强政党制度立法,依法规范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

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种政党政治。所以,允许党外有党,多种党派同时存在。我国除执政的共产党外,还有其他8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各党都有自己的章程,作为本党的"小宪法"。但是,建立政党的程序,各党派的地位、职责、权利,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对执政党的监督等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应当加强政党制度立法,促进和保障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3.制定大监督法,统领对执政党的监督程序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本无歧义。但是现在被有些人理解为宪法是执政党的治国工具,宪法主体被误认为是执政党与政府。其实,现代宪法首要的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并"规定一个受制约的政府"。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政党和政府权力不可逾越、侵犯的边界。宪法还通过权力分工的规定来制衡权力。但是执政党由谁来监督,按照什么程序监督,宪法没有规定。实际生活中,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同级党委能否监督、如何监督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致使对执政党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督。应当尽快制定大监督法,明确监督主体和细化监督程序,特别是明确对执政党的监督程序,保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4.制定人民建议法,理顺人民群众与执政党的主仆关系

我们的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们的公仆,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党性原则所决定的。但有一些人当了官就变了,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俨然以主人身份自居;有的甚至为所欲为,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投机政客、腐败分子。这种主仆颠倒的状况,使公仆脱离了主人的监督,人民当家不作主,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应当制定《人民建议法》,明确规定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具体途径,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能真正落实,公民可以运用选举权、罢免权去选择人民代表与官员,运用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控告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权利,去监督政党、政府及其官员,把公仆置于主人的有效监督之下,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

5.信访制度法制化,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

毛泽东早年在延安同黄炎培先生的谈话中,就指明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的政治道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法律制度措施去贯彻落实,并没有给民众行使监督官员的权利提供充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社会基层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领导管理人员目无群众,畏上不畏下,以权谋私,为所欲为,腐化堕落,职工群众和农民群众敢怒不敢言、无能为力的现象,愈来愈普遍。社会基层的民主状况,实在令人忧虑。要尽快建立健全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法律制度,保证信访渠道畅通顺达,真正成为党政机关了解社情民意,了解官员思想品行,与民众沟通意见信息,密切与群众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充分发挥人民大众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的监督制约作用。

6.建立健全新闻媒体监督法律制度,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特殊功效

要制定《新闻监督法》,把新闻舆论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既要坚持大方向,反对自由化;也要打破各级党政领导对新闻舆论工具的垄断和控制,只能歌功颂德,不让揭露批评。新闻工作者只要对国家法律负责,对事实负责就行了,不要层层设限制,处处划“禁区”,要依法保证新闻舆论监督权利的自由行使,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

7.贯彻司法独立宪政原则,创建对执政党官员实施法律监督的制度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是重要的,但说到底这是体内监督,有时很难发挥作用。要总结经验,把党内监督成功的做法上升为法律,用国家强制力对各种权力实施监督,效果会更好。实行党司职能分开,检察院查处渎职腐败案件,只服从法律,严格按法律程序办案,改变向党委请示汇报,由党委审批的做法,使其能自主地对党委领导成员中的腐败分子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在2006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公务员法》,将党委系统的工作人员首次纳入公务员序列,进入法律调控范围,是立法上的一个进步,也是公开用法律监督制约执政党官吏的成功偿试。

8.理顺监察纪检体制,建立相对独立的纪检、审计制度

从党内来说,应提升纪检委的权力地位,改变由同级党委领导的体制,建立以垂直领导为主,只向同级党代会和上级纪委负责的相对独立的体制。从政府来说,审计机构应相对独立,不受同级政府直接领导,而是向同级人大负责,提升其法律地位,加强其监督权力。

9.关键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法律监督

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状况,关键都在一把手。所以我们应推行“精英”工程,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但任党政一把手。但是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必须健全对一把手的严密的法律监督制度。

首先要严密监控权力运行程序,防止独断专行。例如,决定大事、推荐干部要票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把手不得插手工程项目,重大财务开支要联审会签;任职期间家庭个人财产变化要公开申报;到龄即退,防止最后捞一把情况的发生等。

其次,要保证权力运行质量,防止权力异化。要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完善质询制度,落实回避制度,实行多种形式的述职述廉和组织查访制度,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度和任期制度、交流制度,构建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实绩考核评价标准,保证权力正常运行,防止权力异化。

再次,要落实权力运行责任,严惩权力腐败。要建立用人失察和工作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创建引咎辞职与弹劾制度,推行不信任投票制度,试行不廉一票否决制度,重视和发挥查办案件的惩治功能,从严惩处权力腐败行为。

10.建立有机整合平级式监督与层级式监督及其各子系统统一的监督信息网络

应按照以国家机关监督为主体,以社会组织监督和民众监督为基础,以执政党监督为主导,构建权力监督体系,整合来自各种渠道各种监督机构各种监督方式的力量,发挥其综合优势和整体效应。关键是要打破“条”、“块”分割阻隔,解决上下层级监督脱节的问题。为此,要建立统一的监督信息网络,形成综合、协调的中枢指挥系统。对于发生在掌权者队伍中的营私舞弊、消极腐败、违法乱纪行为,都必须输入监督网络系统。各种监督渠道各种监督系统各种监督机构,都应有对有关的监督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处理的设置,并在本监督系统上下级之间和与其他监督系统之间实现联网,及时交流信息、沟通意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种“天罗地网”足以扼制执政行为的异化,即使出现了异化,也能及时有效地惩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总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要建立健全科学严密的规范执政党的法律制度,明确界定执政党的权力,严格规范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确保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扼制权力腐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我与人民政协”——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征文

一份惊动中央的提案-----我当政协委员最值得回忆的事情

 李世义       


榆林2000年撤地设市组建市级政协,我被推荐为社会科学界委员。两届10年社会科学界虽然每届只有2名委员,但我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代表的界别,认真履行委员职责,撰写提案100个,参加视察、考察、调研40余次,参加理论研讨、政协论坛等活动,为党委、政府工作积极建言献策;通过旁听审案、行风评议、督查督办、担任民主监督员等形式,仗义执言民主监督;选择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攻关,自觉主动参大政、议国是。回顾10年历程,印象最深的是我联名35名市政协委员提出打假文凭的提案,惊动了中央。

2001年3月份,榆林市委党校在中函本科班招生政审工作中查出假大专文凭424个,占报名总人数2539人的16.7%。这些持假文凭报名者,报考表中都有单位领导签名,县、区考生均盖有县、区委组织部的公章确认,市级县处级单位的考生均盖有本单位的公章确认。3月20日,我联名35名政协委员,在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认真清理假文凭,为实施人才战略打好坚实基础”的提案(立案列为92号),报纸、电视台、网站等新闻媒体做了热点报道。例如,《三秦都市报》:“党校招生查出四百余假文凭,榆林36名政协委员建议开展文凭打假”(2001.4.17);《检察日报》:“招本科,冒出假文凭400多”(2001.4.24);《陕西日报》:“榆林市36名政协委员联名呼吁——打击假冒大专文凭刻不容缓”(2001.5.8)。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新闻连线栏目报道后,引起中央和各级领导重视。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干部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文凭腐败是当前腐败的一个新特点,榆林市李世义等36名政协委员打假文凭的提案,切中了时弊。单位领导传达了市委的这一通报后,我既激动又产生了压力。中央高层领导都能重视基层政协委员的意见,说明政协是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的有效平台;但这个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特别是事涉有的领导干部的提案,领导会认真落实吗?8月24日我向市政协递交了书面摧办意见书,市政协刘汉兴主席亲自督办,提案委将摧办函当天转市委办。

收到摧办函后,市委领导非常重视,市委副书记王鹏(亲自参加了全国干部教育工作会议)多次过问此事,市委常委、秘书长邢解放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尽快办理答复委员,并亲自签发了文件。随后,市委副秘书长甄毅主持召开了由市纪委、市委办、市政府办、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教育局、公安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题会议,研究安排92号提案的办理工作。8月30日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文凭管理的通知》([2001]26号文件)。8月31日市委办发出(2001)60号文件——关于对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第92号提案办理情况的复函(A类)。10月10日,市委办召集36名提案委员中居住城区的委员面对面答复了提案办理情况,各界导报、榆林日报、三秦都市报、市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派员现场采访,作了跟踪报道。市、县纪检委对一部分假大专文凭进行了查处。该提案被市政协评为2001年度优秀提案,我被评为优秀政协委员。基层政协委员的提案能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对我鼓舞很大,下决心把这个问题深纠下去。

2002年3月31日,市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榆林宾馆开幕。我领衔51名委员联名提出“标本兼治,遏制文凭腐败”的提案,把一届二次会议上36名政协委员打假文凭的提案,深化到治理“注水文凭”。提案认为,注水文凭“比假文凭危害性更大,可以凭此理直气壮地、冠冕堂皇地猎取各种待遇。官员可以为仕途进一步晋升创造条件,企业界人士可以借此赢得无形资产提高地位,学者则可以晋升职称,获取相应的各种待遇。”“这部分文凭的获取不少是用公款支付费用的。”“文凭腐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不但引发人们对我国的教育制度产生信任危机,而且可以引发其他方面的腐败,败坏党风、学风,污染学术殿堂,损毁人才大厦的基础”。提案提出具体配套的建议,要求党委政府标本兼治,清除文凭腐败。这个提案又一次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新闻媒体继续关注报道了这个话题。

但是这次会议提案的立案率很低,仅达62.2%,51名委员联名扼制文凭腐败的提案初审决定立案,但复审时,有人提出,大部分领导干部拿的是注水文凭,提案立起来无法落实,最后未于立案,仅作为委员来信处理。小组讨论会上,很多委员发表了激烈的批评意见,提出要求改进与纠正,未被采纳。4月5日大会闭幕会上,在举手表决提案工作审查报告时,我公开举手投了“弃权票”,成为市政协全委会上公开举手表决第一个说“不”的委员。4月16日,《榆林日报》第3版登出李世义举手投弃权票的图片新闻——“市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审议提案报告时唯一一名投弃权票者”,成了历史存照。

事后,很多朋友好心地告戒我,全市的主要领导都在主席台上坐着,你公开表示不赞同意见,不怕后果?我明确回答,强求百分之百赞同或“一致通过”未必科学?如果连政协会议上都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那是民主政治的悲哀。事实上,我不但没遭到打击、刁难,我的意见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之后每年的提案立案率都高达90%以上。同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转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02]4号),与92号提案和51名委员联名提案精神完全一致,提案中的建议基本被采纳。下面摘录二、三两条,以飨读者:

     我与人民政协同龄,政协辉煌我茁壮,政协曲折我坎坷,政协发展我进取,我与人民政协始终情系一体、共同成长。政协为我提供平台,我为政协倾情奉献。

2005年市政协换届,为了总结一届政协五年来的工作经验,编辑出版了《政协榆林市第一届委员会工作资料选编》,包括《开拓奋进的榆林政协》大型画册和《学习文件和规章制度汇编》、《提案工作参考》、《调研报告选编》、《大会专题发言选编》、《社情民意与政协论坛》共六册,这里边已有我参政议政的部分资料,但不能反映全貌。市政协又将我一届五年来参政议政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册,由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33万字,12插页选录100张照片,设参政议政、调研献策、民主监督、法治思考、学术建树、捐资评优六部分36篇章,前述两个提案均收编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政协委员的工作业绩和风采。该书定名为《无须扬鞭自奋蹄》,省政协主席艾丕善题写书名,市政协主席刘汉兴作序,市政协组织了隆重的出版发行座谈会,二届一次全委会新老委员每人一册。这是第一本弘扬政协委员风采的专著,正如“序”中写的,“我们把李世义同志在市政协5年来参政议政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册,正式出版,展示政协委员的风采,表彰共产党员的奉献,树立知识分子的榜样。这是思考者的花朵,进取者的脚印,诚实者的心声,成功者的记录,也是我市政协工作中的又一成果。”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基层政协委员,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愿为人民政协事业无怨无悔做奉献。

参加政协活动,使我对现行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和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比较全面的了解,开始理性思考和着手探索一些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问题。经过两年时间,我论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研究”课题被中国法学会批准立项资助研究,经过2年艰辛探索,2005年11月中国法学会审核准予结项,专家鉴定为甲等成果。又经过二年的修改,补充、完善,2008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理论前沿热点课题,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和风险性,我敢于闯这个“地雷阵”和能独立完成这个高层次课题,得益于政协这个平台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实践。


65年风雨历程,风雨过后是彩虹,政协辉煌我辉煌。我当政协委员10年(共搞7次评选),三次被评为优秀政协委员,6份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这期间,中函陕西分院授予“优秀教师”称号,市委、市政府两次授予“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中共陕西省委政法委、省人事厅、司法厅、省法学会联合授予“陕西省优秀法学研究工作者”。2009年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大庆之际,我应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四届杰出华商大会财富领袖论坛暨第八届外交官之春”大会,与何鲁丽、孙孚凌、王忠禹、韩启德、胡启立、唐家璇、李肇星、李金章等国家领导人和柳传志等华商财富领袖代表就座主席台,代表1300多名与会嘉宾宣读并签署了《2009全球财富宣言》,并向驻华外交使节和华商领袖赠送了我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研究》。同年9月20日,应邀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出席”中国优秀专家学者国庆座谈会”,并推荐在大会发言,大会组委会授予<<辉煌60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学者贡献奖>>,颁发了荣誉奖牌和纪念金鼎。

政协与我有深厚的情缘,我为政协创造了多个“第一”。我永远铭记10年政协委员的这段经历。

(作者是榆林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法学教授,陕西正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0912-3284623,手机13909122165(同微信)

通信地址:陕西省榆林市上郡中路1号市党校小区2号楼1单元3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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