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广高等教育理念与校长办学实践述略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樊军

 

在我国25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中，校级领导人数足有成千上万，且术业有专攻，都有各自不同的学术专业；而高校中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是不计其数。但集高教研究与校长职务于一身者，应该为数不多。而杨德广教授就曾是这些为数不多者中的佼佼者。

杨德广教授既是著述丰硕、弟子如云的高等教育学专家，也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真抓实干的高教实践家。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虽然曾遭遇过人生曲折，也更换过不少岗位和职务，但学术上始终坚守在高等教育研究的领域中；他曾先后担任过高校的团委书记、处长、校长，上海市高教局的处长、副局长，市高教所所长，其中一半以上时间工作在高校，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大学校长。正是在这种“天时地利”的机遇中，他以高教研究者兼大学办学者一身二任的“特殊”地位，努力实践着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想，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得益彰，学术与行政的互为会通，“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两不误，双丰收，……体现了一位高等教育家对事业的热忱和毅力”，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学说，为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研究总结杨德广教授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校长办学经验，将有益于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促进我国高等院校的建设发展。

本文仅就杨德广的若干高等教育理念以及在其校长办学实践中的运用，做简略的介绍与分析。

“大学校长必须研究教育”

杨德广并非担任校长后才开始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他甚至不是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科班出身。他在大学就读的是理科的地理学专业，毕业留校担任团委书记后，就逐步将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方向。他在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不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就无法搞好教育管理工作，就无法领导好一个单位、一所学校。”[2]因此，他是带着对工作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深深沉浸在高教研究事业中的。这就决定了他的高教研究并非仅仅是坐而论道的高头讲章，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而是面向实践、连接地气，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和解决现实中和工作实践中的问题。他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不断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又将自己的理论研究付诸实践；再于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他将这样的过程总结为“‘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研究—努力工作’的良性循环”，这虽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他学术生涯和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

杨德广自言，从事高教研究还要得益于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教授的知遇之恩。潘教授十分欣赏杨德广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研究成果，在1983年主动写信邀请他参与编写自己主编的我国首部《高等教育学》。在潘教授的感召和激励下，杨德广欣然接受，并自此更坚定了高等教育的研究志向，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建立与发展“摇旗呐喊”、奋力拚搏。

当然，执掌大学、领导办学，也是杨德广开展高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一名大学校长在从事教育管理的同时，必须研究教育。”我国众多的大学校长基本都是专家学者，有着各自所专注的不同学术领域。他感叹道，“我国大学校长专家型的多，管理型的少；理工科出身的多，文科出身的少；硬专家多，软专家少；事务主义者多，从事教育研究的少。”他认为大学校长不必都是研究教育出身，但当担任校长后，就必须立足现实研究教育问题。在一次访谈对话中，杨德广谈到如何界定中国的“著名大学校长”，他提出了两个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看这位校长发表过多少关于教育问题的独到见解或者论著，“对教育问题没有研究，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那不能算著名校长。”基于这一理念，他始终坚持“工作、学习、研究”六字方针，即使在任职大学校长、管理工作繁忙之中，也没有停止过高教研究工作。潘懋元教授对他的评价道出了杨德广治学的勤奋与艰辛：“他的著作是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中经常午不休、夜不眠，利用周末假期一字一句地写出来的。”

正是有了高教研究的基础、理论观点的指导，懂得大学办学的特点与规律，杨德广在校长岗位上才能深悟治校之道和管理艺术，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如他主张，一校之长不能大权独揽，任何事都亲力亲为，而要敢于放权，善于用人，充分发挥和调动班子其他成员的积极性，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做好管理工作。校长的主要职责和精力应放在办大事、解难事上。他到任上海师大后，有人劝他要分管人事，也有人劝他要管财务，还有人说要管外事。他都没去分管，他认为这些业务性、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应由熟悉的、懂行的副职分管更好。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学校发展的大事、难事上，如向上面讨钱、要项目，引进高层次人才，与社会沟通，协调校内的矛盾，到学生、教职工中听取意见，开展调研工作等。重大问题在校长办公会上通报、讨论，形成决议后分头去做，让副校长和相关处长大胆工作。

开展调查研究，既是杨德广研究高教理论问题的一种方法，也是他作为校长进行办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他的许多学术新见和理论建树，都是建立在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众多办学举措也是在征询师生意见、掌握校情民意后才出台的。如在上海师大校长任上，他经常上学生食堂，与学生、老师一起就餐，边吃边聊，话学习与生活、谈教学与科研、道家常与想法，在轻松的气氛中，师生们能够道平时不敢言或没机会言的真情实感，校长也了解到了许多平时难以掌握的信息。

“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又要找市场”

杨德广1993年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学校办学经费不足。如何解决这一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杨校长心里清楚，要完全依靠政府是不现实的，但完全不依靠政府也是不现实的，必须走多渠道集资的道路。由此催生了他的“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又要找市场”的办学理念。于是，他一方面请相关市领导到上大视察，请求市政府的支持。在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专门召开了市长协调会，解决了国际商学院的征地问题和经费问题。另一方面，他积极发展学校自己的教育产业。上海大学的教育产业很多，在科技开发总公司下面有70个子公司，分散在各学院，但多数效益不好。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学校对效益差的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轨，效益好的予以保留和继续发展，每年可创收1千多万元，弥补了办学经费不足。

“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又要找市场”这一理念，成为杨德广办学治校的重要思想武器。它充分反映了杨校长从一个高教研究者兼大学校长的视角和身份，对新形势下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把握。在我国，公办高校都是由国家和政府创办的，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国家和政府的投入，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校长找政府争取办学资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高校也只能向政府“等、靠、要”来开展办学，没有其他的途径和办法，政府也形成了对高校“统、包、管”的思维定势和运行机制。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仅仅依赖政府办学的做法，越来越阻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杨德广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化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及时提出了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的观点，并大声呼吁：高等教育“要努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高等教育，摆脱教育困境的必由之路。”

他从教育的内外部规律的角度，阐述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教育有两个基本规律，一是教育的外部规律，即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二是教育自身内部的规律。这两个规律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指教育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教育要为社会的发展服务。教育的内部规律，是指教育过程中的教学规律、育人规律、传播知识的规律、学校管理规律、德育规律、体育规律等。学校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都要遵循教育的内部规律，而又不能脱离教育的外部规律——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

他还通过对教育属性的全面分析，有力论证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兼具公益性和产业性双重属性。过去主要强调教育的公益性，而不承认或忽略了教育的产业性。他指出，高等教育的产业性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生产知识的产业；二是生产高科技的产业；三是生产人力资本的产业；四是用自身的智力和科技优势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是生产物质财富的产业；五是生产信息的产业；六是教育服务的产业。他由此得出结论，教育是产业，是基础性产业，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

杨德广的观点一问世，便激起社会的巨大反响，也遭到众多的质疑和指责。但他自信自己的观点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符合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办学的基本规律，符合我国教育的现实要求，也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他一方面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尚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错误思想和落后观念，另一方面不断澄清对他观点的一些误解。他解释道，当下强调教育的产业性，并不是要将其与教育的公益性对立起来，用产业性来否定公益性；恰恰相反，教育的产业性与公益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强调教育的产业性，发展教育产业，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的公益性目的，因为要想保障、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必须要有教育的大发展，扩大教育的受益面，使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收益。而教育的公益性是教育产生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一所学校只有满足了社会的公共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才有可能得到其经济效益。如果对公益性与产业性各执一端，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将有碍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一所大学的校长在办学治校中，除了找市长求得政府的关心与支持，更要主动走向社会、走向市场。“不能等市长，而要抢市场，要找米下锅不能等米下锅，要主动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杨德广领导的上海师大奉贤校区的开发建设，就是我国公办高校解决政府投入不足、面向社会和市场筹资办学的典型范例。

1994年9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上海师范大学与地处奉贤的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技术师院原校址成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该校区在校生1600多人，大多数是专科学生；占地面积1200亩，但大部分土地荒废在校园内。1998年，根据上海高等教育要大发展的战略，市教委经过调研，决定开发和发展奉贤校区，使之成为上海高教发展的一个增长点。但当时政府资金有限，拿不出钱，同意学校到社会上吸取资金，也可以通过转换机制筹集资金。由此，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大多数人赞成开发奉贤校区，认为这是好事，但对如何开发看法不一，学校领导层意见也不统一，因为学校经济实力不足，当时已有赤字l 600万元，有人担心如果再开发奉贤校区，会把学校经济拖垮。但杨校长深信，当前正是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最好机遇，必须抓住这一机遇而不能错失良机。他力主开发奉贤校区，因为只有把学校规模扩大，才能增强实力，而有实力才有地位。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和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得到党委书记的鼎力支持，领导班子也很快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意见，决心开发奉贤校区。

经过测算，奉贤校区开发建设需要3亿元。偌大经费从何而来？杨校长以果敢魄力和过人胆识毅然提出，政府投不了，就自筹资金，面向社会、依靠市场，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一是校园置换：将已并入上海师大的原上海师专地块进行置换，置换资金一部分投入奉贤校区作为启动费；二是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扩大办学规模：办学收入调剂一部分用于奉贤校区的发展；三是吸引企业投资：由奉贤建工集团投资建设奉贤校区的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及其他配套设施；四是成立投资公司：利用学校部分基金与社会上两家企业合作，注册成立了厚德教育投资公司，杨校长亲自兼任董事长。投资公司第一个项目就是采用BT模式投资奉贤校区的基本建设，另外又新建9栋学生公寓。该公司还将通过开发、经营获取的利润主要用于建设奉贤校区；五是依靠贷款：通过厚德公司向银行借贷资金，市教委给予部分贷款贴息。

经过两年多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奉贤校区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昔日杂草丛生、坑坑洼洼的沼泽地、盐碱地，变成了满目绿荫、高楼林立、景色优美的生态型大学校园。凡参观过的人无不为之一振，赞叹不已。2003年初，时任教育部周济副部长带领一批重点大学的书记、校长，参观考察奉贤校区。大家一致盛赞奉贤校区开发的成绩。周部长对随行的各校领导说：参观了上师大奉贤校区，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他们在国家不投入的情况下建成这么好的校园，很值得学习。上师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经费不足自己想办法，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上师大提出要找市长更要找市场，很有启发，在座的要找部长，更要找市场。高校要跨越式的发展，必须要创新。

“特色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

20世纪末期开始，我国高等教育通过扩大办学规模和招生规模等方式，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到21世纪初期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广受社会瞩目的问题与争论，如大学的教育质量、大学办学的同质化等现象。作为高教研究专家和大学校长，杨德广也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在数次高等教育大众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杨德广大胆发出“逆耳”之言，矛头直指北大、清华等校，批评这些名校紧紧攥住传统的专科、专升本教育不放，花大量精力与一般高校、民办高校争夺生源。他毫不讳言地称之为“没有出息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必然削弱名校对科研的投入，从而降低学术水平和办学水准。他指出：“高等教育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这一重任，必须由各类大学共同承担。正如舞台角色，有生旦净末丑之分，花旦扮不像老生，老生也演不好花旦，不同层次的大学定位、分工也不同，……各类学校只有强化角色意识，才能各司其职，各安其位。”

杨德广的上述观点，是建立在他的高等教育多样化理论和大众化教育质量观基础上的。他认为，高等教育多样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经之路，并从三个方面阐述论证了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必然性，“一是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社会上的行业千千万万，对各类人才的规格、层次、要求也是千千万万的，同一模式下的人才不可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二是人的个性、智力、需求、追求的目标以及愿意付出的代价是不尽相同的，只有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才能满足更多人的不同的学习需求；三是国家的财力有限，只有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多渠道集资，才能实现大众化。”既然社会需求是多样的，学校规格是多样的，学科门类是多样的，学生个性是多样的，那么原来精英高等教育单一的学术性质量标准已经不适应大众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应必须树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质量标准。为此，他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多种质量标准：①以学术“卓越”和“一流”为研究型大学的标准；②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以合适目标为标准；③以满足高校内外学习者的要求为标准；④以持续发展为标准。这些标准如何贯彻落实到每所高校的办学过程中？他又明确了三个方面：一是学校办学要有明确的定位和目标，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制订各学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并努力去实现；二是学校人才培养要满足和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三是学校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其他学校取代不了。

由此，杨德广十分关注高等学校办学特色问题。他坚信，高等学校走办学特色之路，是生存之路、发展之路。特色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是高等学校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与高等学校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他以国内外著名大学办学历史为例，总结出特色的原创性、独特性、优质性、稳定性、实践性、导向性、多元性等高校办学特色的七大特征，提出了创建高校办学特色的基本原则，归纳了高校办学特色创建的八大主要内容：办学理念特色，目标定位特色，学科专业特色，课程建设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特色，教师队伍特色，管理模式特色，校园文化特色。他认为这八个方面的办学特色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并建议高校可从实际出发，从上述某几方面突破，进行重点建设。[17]

杨德广在主政上海师大等学校期间，也正是遵循这些理念和策略开展办学的。

1996年到任上海师大校长之初，他就在全校中层干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全”的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即“全面面向基础教育，全方位为基础教育服务”，这是上海师大办学的根本目的，也是上海师大的优势和特色，只有这样，上海师大才能在上海高校强手如林的格局中找准立足点，发展生长点。

在办学类型和层次上，他认为上海师大是教学型为主的地方大学，不是研究型大学。上海师大的办学特色就是多形式、多类型、多层次、多规格，尽可能满足上海教育市场的需求，这是地方院校的功能和地位所决定的。有特色就是质量，满足需求就是质量。

在学校定位和培养目标上，他提出上海师大不要与名牌大学攀比，要正确定位，安于本位。师范专业的目标是为上海中小学培养一流师资，非师范专业的目标是以培养“宽口径、应用型”人才为主，以“基础厚、知识宽、能力强、体魄健、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基本要求，以“德、艺、语、技”为特色，把思想品德放在首位，做到“能说会道，能唱会跳”，以崭新面貌活跃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在教学改革上，他积极推行学分制，主张“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加强实践课，开设副修课”，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以培养适应上海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宽口径、复合型的实用人才。

针对上海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他倡导实施“充实教育”，即充实学生的学习内容，充实学生的课余生活，充实学生的精神生活，让学生吸取诸多营养，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塑造自己。他首倡的“四个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即“多张证书制、半年实习制、干部轮换制、综合测评制”，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社会工作的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他十分重视大学生德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全校开展以清扫校园卫生为中心的“文明修身活动”，让学生牢固树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观念，逐步实现了学生宿舍全部由学生清扫，校内马路全部由学生打扫，培养大学生的劳动习惯、责任意识和自主意识。他身体力行，经常与学生一起打扫卫生。

他还积极推动校园环境建设和绿化工作。他说：“不能树木，何以树人”，把美化学校环境放到提高师生员工生活质量、改善教学环境的高度来认识，通过美化育人环境来实现环境育人，抓绿化促育人，以绿气带人气，把师大校园建成氧气足、绿气浓、负离子高的“大氧吧”。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杨德广就已将办学特色建设运用于合并前的上海大学治校方略中。

他调任上海大学校长时，上大还是一所新建学校，刚建校10年，科学研究的底子比较薄弱。他认为学校一开始虽不能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但不抓科研无法提高教学质量，也难以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他上任伊始就开始强调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但在要求和步骤上则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结合教学、结合新专业建设和老专业改造开展科学研究。为了拓宽科研领域，根据上大是一所以应用学科为主的大学的办学定位，将科研的重点引向为上海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聚焦应用型研究，并逐步建立科研的骨干队伍，使上海大学的科学研究逐步形成应用性研究特色，研究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管理模式上，结合上大校情因地制宜，发挥综合优势。上海大学是一所专业门类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当时拥有5个学院，但学校管理体制上实行校院两级制，而一些学院又分散在多个办学地点，如果各自为政和小而全则事倍功半。为了集各院所长，发挥综合优势，上大试行了各院联合办复合型专业；各院教师相互兼课；成立了全校性的马列、体育、卫生、外语、图书馆、电教协作组，开展学院间和学科间的相互支持协调，学校管理呈现出“形散神不散”的效果。

杨德广退休后，又曾受邀担任上海震旦职业学院院长。为了把一所民办高职院校办出自己的特色，他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梳理出民办高职院校与一般本科院校的不同之处：民办高职生源质量不够高，“学生不愿学、教师不会教、读完三年书、社会不需要”，成为社会形容民办高职的流行语；办学突出“职”，有明确的职业针对性；高职的本质特征是以就业为导向、市场为目标，培养面向第一线的高级应用人才；教育的逻辑起点是能力本位，而非知识本位；教育的重心落在实践教学；课程顺序是从实践到理论；教育的途径是校社合作、校企结合、工学结合；教学环境是基于实践性的学习场景；学生毕业条件为双证书，即学历文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办好高职的关键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在此基础上，学院重新定位，明确办学思路，按照杨德广提出的“以人为本、育人育能”的教育理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逐步形成学院的特色，即办学有特色——以人为本，教会做人；教学有特点——教会学习，育人育能；学生有特长——学会学习，学会做人。

杨德广教授治学研究勤于笔耕，成果丰硕；办学治校勇于探索，成绩斐然，本文难以尽述。作者相信，他的研究成果将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他的治校实践也将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办学者的学习楷模。2016年4月13日

[1] 张应强等.大学校长的学术追求与职业精神——杨德广教授从教50年学术对谈[J].高校教育管理，2015(6):13.

[2]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253.

[3]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413.

[4]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413.

[5]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403.

[6]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400.

[7] 张应强等.大学校长的学术追求与职业精神——杨德广教授从教50年学术对谈[J].高校教育管理，2015（6）：13.

[8]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345.

[9]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 第二卷（1990-1999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26.

[10]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 第二卷（1990-1999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26－227.

[11]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89.

[12]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 第三卷（2000-2009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4－35.

[13]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 第三卷（2000-2009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53.

[14]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396.

[15]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 第三卷（2000-2009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5.

[16]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 第三卷（2000-2009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8.

[17]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 第三卷（2000-2009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0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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