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慧人生济世报国 ——廊坊红十字霸州开发区医院院长 王英

一、中医世家的家庭环境让我选定了从医报国的人生坐标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们河北霸州岔河集村有一座老爷庙。老爷庙坐落在我村的街西头，现在我一闭眼，仍然能够回想到那庙的模样。庙的规模与建筑风格与其它地方的庙宇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它坐落的位置有些特别，在村大街中央两棵大槐树之间。现在回想起来，它更为特别的，竟然是它最初给了我配伍岐黄的人生启迪。村老爷庙又叫关帝庙，供奉的是关公关云长。当时的大庙坐东朝西，雕梁画栋，红墙碧瓦，飞檐辉映，气宇轩昂。大庙有三洞庙门，平时只开两边的侧门，中间的正门，只在集日开放。庙门前的不远处有一方石座，石座上空高高矗立着一杆迎风招展的旗帜，旗杆的底座有四个石夹固守着大旗和大庙的威风。每到集日那天，大庙的正门便早早打开，好让寺庙里的众僧和前来上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的善男信女们穿过。烧香拜佛的人们都不走侧门，都从正门进门入院上香。

当时，我才五、六岁，看到来大庙的人都是借着赶集前来上香的，上香的时候有众僧为他们敲木鱼唱经，后来我才知道，人们来大庙里上香拜佛原来是来求药的，尽管他们的心非常虔诚，可求到的那些“药”无非就是香灰之类的东西，香灰也能治病？那时我就感觉，周围哪个村缺医生呀。并想，要是自己能够给人看病该多好！

那时的这个想法可以说是我最初想当一名医生的头一个念头。后来，真正让我走上从医之路的还是我的外祖父及家里的长辈亲属。我的外祖父也就是我的姥爷，他是新城县的著名老中医，我从小就受他老人家的影响，姥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育我说，长大后当医生吧！不管“白面儿”（国民党）还是“红面儿”（八路军）过来都吃香，从过去到现在，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历朝历代都需要医生，永远不会失业的。姥爷也不止一次这样教育我。在我5、6岁那年，姥爷有一次教育我树立长大后从医的志向之后，从他的书柜里，给我找出一本《汤头歌》来递给我，嘱咐我回去后利用早晚时间背诵，以便从小就为长大后从医打基础。从那时起，我一有空就翻看、阅读、背诵《汤头歌》，从此牢固立下了配伍百草、救死扶伤之志，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前辈献身杏林橘井、解病患者于水火之苦的人生启迪。

二、利用每个人生机遇，从理论到临床研习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类疾病

我的从医人生机遇是从学生时期开始的。上学后，小学和初中那几年不太明显，就那么过来了。上高二的下半年，也就是1975年的7、8月间，在全国教育战线批林、批孔外加批修教回潮余波影响下的霸县中学，按照上级部署，为适应当时学校要教育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等带有明显政治运动色彩的教学内容的需要 （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的学校，早已停止了“文革”前按全国教育大纲中所规定的所有教学内容的学习），把所有升入高级中学二年级学习的学生，按照当时火热的“农村革命生产第一线”需要分成若干专业班学习，以给农村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当时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要使每个学生回到农村那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革命实践后能够很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每一位在校的“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学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真本领”，使他们将来能够永远地“扎根农村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以确保党在农村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在当时划分专业班对学生实施教学的大环境下，霸县中学一九七四届高中毕业班分了语文班、会计班、机电班、赤脚医生班等专业班，我报名参加了赤脚医生班学习。  

如果说，当时的霸县中学赤脚医生班是“教育要革命”的政治运动的产物的话，那么我当时报名学医（当时的分班学习由学生自愿报名所学专业），却不是政治运动的鬼使神差和一时冲动的心血来潮，除去具有政治运动色彩的偶然性之外，主要是受我的亲属影响立志从医的必然性。我的姑姑和姑父当时就是医生，工作在县医院，是享誉全县的著名医师。在学校分班学习之前，我把自己所选专业的想法讲给了父母和姑姑、姑父听，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在赤脚医生班为期半年的学习中，我同其他学生一样，系统学习了由廊坊地区卫生学校编写的赤脚医生教材。

我记得当时曾上过一堂针灸课，给我们讲针灸课的老师是县医院的张大夫，是个女的。她讲完中医针灸理论后，要我们男女生分组试验,两人一组，互相练习针刺穴位的感觉。讲完西医基础医学理论课后，要求大家学会用听诊器，也是男女生分组练习。最舒心和感觉轻松的，莫过于我们上的野外辨识中草药课了，内容是到田野里去寻找、辨识中草药。通过寻找和辨认，我在那节课上，先后认识了野生地黄、益母草和野枸杞子，并且记住了它们的药性，例如，野生地黄有养血、凉血止血功效，主治血热妄行、吐血、便血，还治妇女崩漏、浑身发热；益母草又叫坤草，辛苦微寒，治淤血阻滞，月经不调，等等。高中时期的赤脚医生班学习，让我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学到了中西医专业知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参加了由县卫生局主办、县医院著名医师李清香任班主任的霸县赤脚医生班学习。那时我已高中毕业，能参加培训是通过县医院跟村里打好招呼，以挣工分形式，为村里培养赤脚医生后备力量名义来参加培训学习的。由于我在参加培训班学习之前，就在医院门诊手术室实习，因而参加培训感觉得心应手。培训一般是上午听老师讲课，下午到相关门诊手术室实习，在这期间，我先后掌握了表浅粉瘤、脂肪瘤和腋臭的手术要领、换药及大型外伤的手术缝合技术；在内科方面，学会了通过湿性啰音和干性啰音以及有无哮鸣音来分辨肺炎、肺感染或气管炎鉴别要点；熟悉了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和西医的视、触、叩、听。培训班上，我还学到了许多中药炮制学方面的知识；知道了白芍的炮制分为醋制、蜜制和酒制三种方法；知道了熟地是生地九蒸九晒制成，色味俱变，性凉转温，有补血之功，且为滋补阴虚之要药，适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血虚精亏症候；知道了生地即地黄，甘苦而寒，功用以清热、凉血养阴为主，等等。

在那次县医院赤脚医生培训班上担任主讲的李清香老师，是引领我走上学医之路的第一位恩师。培训班结束后，我又跟着李老师学习了半年，初步掌握了消化、呼吸和心脑血管的西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医术。对于恩师严谨的治学作风和一丝不苟的高尚医德，我由衷敬佩并师而承之。让我终生难忘的是陪同李老师的一次查房，平时每次查房，都是李老师摘下她的“上海”牌全钢手表，让我计时切脉计算心律。可那次查房因为李老师正给一位病人检查身体没顾上给我手表，我出于虚荣心也没有向李老师要，便凭着自己知道的人的心律一般在60～100次为正常，便让病人伸出手臂切脉检查。这时，正在专心为同病房其他病人检查身体的李老师问我病人的心律是多少，我随口回答是“82”，李老师这才转过身来慈祥和蔼地对我说，你没用表怎么计算出的心律？心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以后可不能有半点马虎呀！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从那以后，不管是陪同李老师还是自己去查房，从未有过丝毫的大意。在医院为期半年的学习中，由于我表现出色，被留在了县医院。“心律”事件影响到我后来带徒弟和惯例查房，40年来，我一直像当年老师带我那样严格地要求学生以及后来的所有医疗实践。

三、在每个医疗岗位节点上，不断加深对中西医专科病的病理研究

在县医院内科、外科实习了半年后，我回村在村合作医疗站当上了赤脚医生。这期间，先后跟三位老师学了不少医学知识。跟杜大夫学会了针灸；跟徐先生学中医中药常识；尤其是武大夫教会我相邻病症的区别与确诊。我们村有个叫程少贤的，满族人，是个瓦匠，有一天突然昏迷不醒了，一量血压220/110mmHg，当时没有CT设备，究竟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呢？要先确诊然后才可以对症下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武大夫告诉我，这就要看病人的瞳孔了。如果病人的瞳孔一大一小，出血一侧瞳孔小，病症就是脑溢血；如果病人的瞳孔等大等圆，再看提睾对病人有无反射，有反射的则是病人患了脑溢血，无反射的是脑血栓。就诊断，确诊为脑溢血，对症下药后，病人很快康复。

当时的冬春季节是农村婴幼儿流行性脑膜炎的多发期。流行性脑膜炎简称“流脑”，武大夫告诉我，身体发烧、颈项强直，常伴有喷射式呕吐，是此类病患婴幼儿的症状。老一辈医生的言传身教，丰富了我的医术，提高了我的治病本领。村里年近五旬的宋文汉，有个老闺女，那年16岁，突然患病，把我叫去诊治，听了老两口诉说女儿的病情，属于阵发性上腹部绞痛，发作时出虚汗，面色苍白。我根据在县医院学习期间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初步确诊为病人身患胆道蛔虫病。按医疗规矩，任何病症的确诊都是要经过复诊的，为了稳妥起见，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我又叫宋文汉找来了武大夫复查，经过会诊，一致确诊为胆道蛔虫病症。对症下药后，病人康复。

我在村合作医疗站时，几乎天天都要出诊。骑着自行车，背上红药箱，奔走于全村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1977年冬天，村里有不少婴幼儿患上了小儿肺炎，在我们医疗站，按年龄数我最年轻，每次出诊我自然要抢着去。当时，站里的青霉素针剂很少，每次去县药材公司提药，我都去，但发的药量也显得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庆大霉素替代，给病患婴幼儿打针，每个婴幼儿要隔6小时就得打一次，加上患病得多，几乎是一夜睡不了多少觉。腊月天气，北风呼啸，我照常坚守岗位。夜静更深，肚子饿了，就在炉子上烤块从家里带来的熘山芋，吃下后再从炉子上烧着的铁壶里倒出杯白开水灌进肚子里，就顶了一顿“夜宵”。

在村合作医疗站工作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结识了本公社曹庄村的老中医陈秀，他是我的第二位恩师。当时，陈秀老先生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了，因为还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又是地主出身，家庭成分高，所以老先生不光住的是一间风雨飘摇的老房子，每天早晨还要早起去扫大街，等队长敲钟了再去同其他人一起下地干活。在一次邻居接他看病时，我结识了他，便偷着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到曹庄村登门求教。夏天，农村有睡晌觉的习惯，我便带上些家里仅有的芝麻、黄豆、鸡蛋什么的，前去登门求教。开始，老先生被运动整怕了，张开两手推辞道，我那都是些“封资修”的流毒，可不敢拿那些东西毒害你们赤脚医生，不敢教，一次不行，我就第二次再去，第二次老人近乎是求我不要再来了，又没敢教，我就第三次还去，老先生见我心诚学医，便答应利用夏天午间下小雨的时间，在那间漏雨的房子里，给我讲起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一天晚上，天气闷热得很，老先生点着油灯且以玉米缨子拧成的火绳驱蚊，给我讲授《黄帝内经》。我被陈老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因为老人讲课，从不看书，可谓倒背如流。从阴阳学说到风湿、类风湿病理；从医学理论到临床经验，老先生讲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我当时听得可谓物我两忘，如醉如痴。我由此了解了风湿，知道了风湿病为西医术语，中医称之为痹症。懂得痹症为疑难杂症，并进而从老先生对《黄帝内经》痹论篇地讲授中，掌握了“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的要义。尽管老先生在那个年代择其精要且因基础而施教讲授《伤寒杂病论》和《黄帝内经》，但为期半年共计120课时的传医授道，使我得以现趸现卖，受益匪浅，且在行医中显现出奇能，先后治好了前来就诊的一个又一个病人。本村一周多的病孩子肖长海患有支气管异物被我治愈，后被其父母认我做了小长海的干爹；治好了本村李双虎的腰腿疼病（强直性脊柱炎）；等等。

1978年12月，我应征入伍在四川绵阳服役。服役期间，我先是其他战友一起，奉命成建制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友谊关，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在战场上，我利用自己入伍前所掌握的中西医医学和战地救护知识，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对英勇负伤的战友进行包扎救护，并冒着生命危险从战场上向战地医院运送伤员。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我由150师高炮营当卫生员，先后被分到师医院卫生班、师部一所（司令部门诊所）工作，参加了卫训队学习，系统学习掌握了心包炎、急性心包炎心包摩擦音、心包积液的病理、体征以及中医脉象等中西医内科知识。在此期间，我先后在回家探亲的列车上，用青霉素、普鲁卡因和白糖凉水的中西医土样结合缓解治疗了顾客的手臂烫伤；回家探亲期间，治愈了本村村民张永和的肠穿孔。在师部一所服役期间，我还利用节假日，凭着自己中西医医术到当地乡村送医上门，为当地群众防病治病，送健康，增福祉。

1985年1月，我复原回家。回家后，我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拿出了自己的490元复原费，又经人担保，向信用社贷款2000元，租下村街上一间房子，到县城买木材，找木匠打药阁子，随后，装修房屋，挂出“岔河集卫生院第二门诊”的牌子，开起了门诊。去县城买回了绷带、 听诊器、止血钳、持针器、输液吊瓶等简单的医疗器材；又托人开着大队的双排座汽车去北京医药商店购买来所有中成药针片剂、维生素、抗生素、消炎药物。不久，我的门诊正式开业。开始，来看病的并不多，后来，由于不断治愈各种病人，方圆十里的病患者纷纷前来求医，一间屋子的小诊所天天拥挤不透，仅将就了半年就搬迁出来，挪到了村里另一家姓韩的街面上的两间屋子里，一年后，门诊部又搬迁到一家姓赵的三间房子里，这期间，日业务收入由原来的60元上升到300元左右，先后在医疗设备简陋的条件下，给邻村于家庙村一个姓多家的小男孩成功进行了左手食指接指再生手术，治愈了西北岸村一个姓刘的脉管炎病人，以及本村9个患有脑血栓的乡亲，一下子在全村和周围乡村名声大振。

四、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理论建树把重点医学科研成果定向推向全国

我的岔河集乡卫生院第二门诊整整开了5年。1989年4月，我的门诊合并到乡卫生院，我被安排在乡医院内3科，任主任。来医院工作的头一天，我就看了67位病人，把自己在门诊的病人全都带了过来，从此成了医院内科医疗业务的一大亮点。

1992年，在乡医院走专科道路健康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与人经过外出考察，并报经市卫生局批准，创办了霸州市类风湿医院。当年9月份，我应邀参加了第六届全国风湿病类疾病防治讲习班。1993年9月1日，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风湿类疾病讲习班和班，又参加了中国康复医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研讨会。在几次会议上，我带去了自己通过对类风湿病医理研究和临床实践，撰写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治验100例》、《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四病》、《中药配合针灸治疗坐骨神经痛48例经验》和《“独活透骨液”药物导入治疗风湿四病366例》4篇论文，在研讨会上先后引起积极反响和关注。

随后，我又将类风湿病医院创办为霸州市专科医院和廊坊红十字霸州开发区医院。在此期间，我每年要抽出时间来外出参加全国各地的风湿病专业研究学术研讨会议，这让我有机会结识全国风湿病专家，通过聆听专家教授的专业知识和防治技术讲座，聆听专家的专业学术论文，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见识，完善严格了医院以聘任工资加效益工资挂钩为内容的岗位目标责任制管理，全院员工医术一专多能，工作严谨高效，医院的知名度为之扩大，业务经营收入和社会效益明显提升。全院最高年份治疗病患者82800多人，入住病人达24840 多人，实现业务收入6000多万元。无论我在医院门诊应诊，还是去外地开会，经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在内的病患者慕名打来的询问求医电话，或乘专机前来就医。每年经过我诊治的病患者多达11000人。

在医院管理上，身为医院之长，我把对全体医护人员的业务技术培训列入了重要议程，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由我给大家讲课。开始，讲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后来又讲了药理学、病理学和各类常见的内科疾病的症状、诊治与治疗的基本理论与常识，每周的一三五下午讲课把大家集中到三楼听课，来了病人就按照事先分好的值班人员负责应诊。这样，就促使我本来就喜欢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学习，更加有针对地进行自我学习提高。医院先后被评为廊坊市“青年文明号”单位，被中国市场调查所授予的社会公认满意医院，还被中国保健科技协会授予“全国十佳专科医院”荣誉称号……

我于1993年7月 至1996年7月，参加了成都中医学院（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以由学院有关教授指导自学寄来的函授教材为主进行自学。中医专业共有《正常人体解剖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外科学》、《针灸学》、《生理学》、《医古文》、《方剂学》、《西医内科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学》14门课程，经过三年的刻苦自学，分别以72、81、68、70、69、71、82、75、70、73、85、74、64、76分的成绩，拿下了大学本科毕业文凭。

在潜心风湿类疾病临床治疗与研究过程中，我不断总结、丰富和发展自己风湿类疾病临床经验和理论建树，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在40年的类风湿疾病防治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我先后撰写学术论文73篇，参加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119次，12篇论文在《中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病杂志》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11篇荣获优秀论文奖，3篇荣获中国中医药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自创办霸州市类风湿病医院以来，我先后为政协第三、四、五、六、七届霸州市委员会委员、霸州市市管专家、廊坊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河北省中西医结合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防治风湿类疾病联盟副主席、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难治病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及类风湿病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特色医疗分会副会长等。参与了《当代中药外治十科百病千方》（中医古籍出版社）、《中国名医特技经典》（中医古籍出版社）、《中国现代基层医学文选》（广西民族出版社）、《寻医问药四百家》（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五部中西医结合科技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主编了《肿瘤科病最新中医治疗》一书。另外，主编了32万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四病》一书，于1998年10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原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为该书题词：“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现正在主编的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达的大型中药工具书《毒药本草》即将付梓出版。

 

                                （201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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