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肿瘤的道路上奔跑前进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詹显全教授访谈

文/林克于

　　伏天，气温如蒸，但采访名重全国的詹显全教授，心里却倍感爽快，无时不被他在研究肿瘤的道路上奔跑前进的事绩深深感动着！

　　为了以飨读者，访谈实录如下——

　　笔者：詹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说实话，为采访您，我做足了“功课”，阅读了宣传您的许多报道，知道您不但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教授，而且还是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抗癌药物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委员、技术带头人和副主任，结构生物学与药物设计湖南省工程实验室的副主任，临床蛋白质组学与结构生物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学科负责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肿瘤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的学科带头人，湖南省百人计划专家、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工程医学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据了解，您主要致力于从多参数系统策略角度阐述肿瘤的分子机理、发现肿瘤分子标志物，研究并整合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的变异来实现肿瘤的预测、预防与个体化治疗及精准医学，专注肿瘤研究并在垂体瘤蛋白质组学、疾病相关标志物、硝基化蛋白质的检测和鉴定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里，请您对专注的肿瘤研究情况作个简略介绍，谢谢！

　　詹教授：谢谢您这大热天来采访我！肿瘤是一种多病因、多过程、多结果的全身性慢性疾病，具有广泛的肿瘤异质性，涉及到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和相互作用组多个层面的分子网络系统变化。这种肿瘤的异质性、全身性、网络系统性对肿瘤传统的“同病同治”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为肿瘤个性化的精准预测、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了机遇条件。

　　我认为精准医学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并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发展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互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精准医学应该回归到肿瘤个性化的预测、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预测、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是人类健康保护过程不可逾越的阶段，对人类健康十分重要！在我看来，预测 / 预防是上策，早期诊断 / 治疗是中策，晚期诊断 / 治疗是下策，精准医学严格来说应是个性化的精准预测、精准预防、精准诊断、精准治疗和精准预后评估。

我应用多组学技术（特别是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其中蛋白质组学中又以蛋白质修饰组学为重点）来研究肿瘤的分子机制、发现可靠生物标志物，并服务于肿瘤的预测、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而其中的生物标志物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解决分子机制和药物靶点的生物标志物，一类是解决预测、诊断和预后评估的生物标志物。

　　笔者：据了解，个性化精准医学给肿瘤的科研、临床实践带来了新的理念、策略和技术方法，必将为攻克肿瘤作出巨大贡献。在组学中，蛋白质组变异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拷贝数变异、剪切变异、翻译后修饰等问题。蛋白质组变异比基因组变异和转录组变异更复杂，蛋白质组变异是基因组 / 转录组变异的终末表现形式。

对此，请您作个解释，给读者作个科普，谢谢！

　　詹教授：我认为蛋白质和代谢物是表型组的两重要元素，而表型组是基因组通向精准医学的桥梁，要实现真正的精准医学必须要弄清表型组，就要揭示蛋白质组变异和代谢组变异。另外，肿瘤是一种多病因、多过程、多结果的全身性慢性疾病，具有广泛的肿瘤异质性，涉及到一系列的分子改变，包括DNA、RNA、蛋白质、代谢物等的改变，而这些分子又作用在一个分子网络系统中，人们很难从单一因素、单一分子来对肿瘤进行研究和实践。为此我引入了多参数系统观念来指导我的科研思维和实践。

　　笔者：据悉，您致力于肿瘤蛋白质组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垂体瘤蛋白质组学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能否作个介绍？

　　詹教授：可以！2013 年，我受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的邀请，联合申报国家 863 计划项目来研究非功能垂体腺瘤的蛋白质分子网络及其临床应用并获成功；我通过研究非功能垂体腺瘤的蛋白质组变异和分子网络的变异发现了 4 个重要的信号通路网络的改变（线粒体失功能、氧化应激、细胞周期失调、MAPK 信号系统异常），对非功能垂体腺瘤的分子机制有了深入的认识，对发现可靠的分子标志物和治疗靶点也提供了科学数据；我开展了酪氨酸硝基化蛋白质组学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蛋白质酪氨酸硝基化修饰的 SCI 论文，并将酪氨酸硝基化和酪氨酸磷酸化结合起来研究恶性肿瘤的分子机理和分子靶标，研究结果可以阐述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并可针对硝基化的位点发现新的治疗靶点。

　　笔者：您一直专注于肿瘤蛋白质组学的研究，例如垂体瘤、卵巢癌等相关恶性肿瘤的整合组学研究，请您谈谈在这方面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和解决方案。 

　　詹教授：行！垂体瘤是颅内常见肿瘤，绝大多数是良性的，只有少数具有侵袭性和恶性，并能引起激素分泌紊乱和颅内压迫症状，出现严重的临床症状，危害人体健康。临床上分为功能性垂体瘤和非功能性垂体瘤，并且非功能性垂体瘤不表现血中激素水平增加，不易早期诊断，经常是当肿瘤体积增加到压迫周围组织器官产生压迫综合征时才被诊断，这时已经是中晚期了，且其分子机制并不清楚，缺乏早期诊断标志物和药物治疗靶标。因此，非功能性垂体瘤被选为主要研究对象。

　　虽然垂体瘤是在颅内，但我们认为垂体瘤是一种多病因、多过程、多结果的全身性的慢性疾病，并且还具有肿瘤的异质性；它涉及到一系列的分子改变，包括发生在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和相互作用组水平上的改变，而这些不同水平改变的分子和信号通路又不是孤零零的起作用，而是相互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很难用一种单一因素来解决其预测、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而必须从单因素模式转向多参数系统思维模式。

　　笔者：采访中了解到，您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科研，获得同行和学生广泛认可，请谈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詹教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我强调做科研不是纯粹的文章，真正做科研的人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文章只是一个附属产品，文章只不过是记录之前科研的过程和结果。搞科研就要做比较前沿的东西，战略起点要高，而不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特别是做基础研究，必须要有创新意识。与此同时，搞科研一定要瞄准一个方向，看准了就要坚持下去，哪怕中途遇到困难。在人才培养上，我有两大原则：首先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其次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只有这样，培养的学生才能真正的喜欢上科研，并投身于科研事业。

　

　　笔者：詹教授，您能否对20年的垂体瘤的蛋白质组学及其翻译后修饰组学研究作过简单总结？

詹教授：可以！我们的团队从 2001 开始进行垂体瘤的蛋白质组学及其翻译后修饰组学研究，从 2008 年开始进行多组学和分子网络研究，及预测预防个体化医学（PPPM）和精准医学（PM）研究。经过过去20年未间断的研究，我们在垂体瘤的蛋白质组学、翻译后修饰组学、多组学、分子网络和系统生物学研究方面在国际上处于了主导地位。

在我们研究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重大思想转变就是从以前的单参数模式转向了多参数系统思维模式，这符合肿瘤的真实情况。另外，就是多组学技术促进了这一模式的转变，并是其主要的解决方案。

笔者：采访中获悉，您现为英国皇家医学会（RSM）会士，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的高级会员，欧洲预测预防个体化医学协会（EPMA）的中方代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会员，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留学基金、博士后基金的项目评审专家；90 多种国际学术期刊审稿人，105种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包括担任执行主编、主编、副主编或客座主编等；2014年您荣获湖南省第七届“潇湘友谊”奖，2015年荣获湖南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对此，请您谈点感想。

　　

　　詹教授：我是这么想的，有这些头衔和荣誉自然感到光荣自豪，但我更感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子和责任，荣誉是过去的成绩，关键是今后能做出什么更重要，因此我常告诫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把肿瘤研究搞好，争取做一名好教授，好医学科研工作者！

　　笔者：再次谢谢詹教授接受我的采访，祝您取得更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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