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和主要内容

————国际易学联合会信息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王耀田 编辑        

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精神财富方面而言，文化是表现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从总体上讲，文化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实物工具层面，如故宫、长城、枪炮等；二是组织制度，如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是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是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判断是非的标准和遵循的行为准则。如我国崇尚公平正义，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丛林法则，个人主义等。今天本文主要是从文化的第三个层面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方面，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和主要内容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

据浙江义乌桥头遗址考古发现，我国九千多年前就诞生了六十四卦和《易经》这部伟大的著作，它一直影响着我国的历史进程。三千多年前周文王和周公丰富和发展了《易经》的内容，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学习《易经》，写出了十篇心得体会叫《十翼》，后人把《十翼》改为《易传》，《易经》和《易传》的内容合二为一，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周易》（平时也泛称《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制度、思想、伦理、道德、哲学、医学、科学技术、智慧发展的总源头。道家、儒家、法家、墨家、中医、堪舆学，诸子百家的文化思想，皆来源于《易经》。

谈到《易经》就离不开八卦。八卦是指乾坤艮巽坎震离兑，八卦是一个家庭，乾为父亲，坤为母亲，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三子，兑为三女。一个家庭八口人，其乐融融。既然是一个家庭就要服从家长的领导和管理。在一个家庭里父亲母亲就是家长，就是这个家庭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家长要领导好这个家庭，就必须首先以身作则，给家庭成员做出榜样来，上行下效。家长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就要主持公道、公平、正义，不能偏向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要一碗水端平。每个家庭成员都不能只为自己着想，自私自利。都要有集体主义思想，多替其他家庭成员考虑，多关心别人。都要有责任担当，认真负责。都要讲伦理道德、团结、诚信、忠孝、包容、讲道理，都要顾全大局，爱护这个家庭集体。如果谁做事极端自私自利，做事不公道、不公平、不主持正义，损害别人的利益，不顾全大局，就会遭到全体成员的抵制、反对和处罚。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来源，也是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文化思想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来源。

在《易经》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周易》的思想内容更加广泛丰富。《周易》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二十多种核心价值观。例如；阴阳观、五行观、唯物观、变易观、中行观、整体观、大局观、平衡观、合和观、伦理观、善恶观、自强观、厚德观、忧患观、创新观、发展观、思维观、管理观、科学观、天人观、形神观、全息观、生态观、刚柔观、义利观、人生观、世界观等。这些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哲学、制度、伦理、道德、智慧的坚实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也被称为中国国学，其主要内容包括核心价值观、制度文化、工具性文化和生活智慧文化。所谓中国国学，是指以《周易》为根基，以儒家、道家、佛家文化、制度文化、诸子百家、科举考试、历法、史学、哲学等为主的治国之学，和以中医、堪舆学为代表的医命之学，以及伦理、道德、礼仪、美学、文学、戏剧等行为规范和饮食、服饰、丝绸、农学、陶瓷、书画、书法、茶艺、棋艺、音乐、琴艺、武术、建筑、科技工具等生活智慧之学。它们共同支撑起了中国国学文化的殿堂。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易经》的阴阳五行自然科学思想

一提阴阳五行，很多人在没有任何研究的情况下，就马上断定是“封建迷信”、“伪科学”。这种论调太浅薄，对国家有害无利。

一万二千年前，盘古时代人们在观天象和气象的过程中，认识了时间和空间，提出了天干地支纪时系统，制定了盘古历法，建立了阴阳五行学说，创立了盘古文化。这就是古老易学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源头，中国思想、哲学和医学的源头。易学是研究时间空间的变化对万事万物作用规律的学科。阴阳的概念来源于太阳和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又称太阴。由此引申出男为阳，女为阴等诸多概念。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概念，来源于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中国古人在远古时代，就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星体辐射的磁场，对人类生命体有巨大的影响。上世纪西方人才开始讲各种天体对地球都辐射能量，对人类生命有重要的影响。

《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是揭示宇宙天体、自然和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学科。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包罗万象。所谓“易”就是运动变化，所谓“经”就是千年不变的规律。例如：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就是来源于地球绕木星运转一周的时间约十二年。一年十二个月来源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为一年十二个月，同时出现春夏秋冬四季。纪时系统中六十甲子的来源，是木星、土星、水星三者运行在一条直线上的周期是六十年交会一次。《易经》的六十四卦，科学证明人的遗传密码就是64个。十二年一轮回，一年有十二个月，人有十二经脉。一年有二十四节气，人的脊椎就是24节，人有二十四条经络；天有五行，人有五指；天有五运六气，人有五脏六腑，一年有365天，人有365个穴位。

《易经》的阴爻阳爻理论启发了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数学的发明。二进制数学是发明计算机的重要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研究宇宙天体时间空间的学科。我们的《易经》也是研究宇宙天体时间空间运动变化规律的学科。爱因期坦研究的宇宙天体时间空间的学科是科学，我们的《易经》也是研究宇宙天体时间空间的学科，怎么就成了“封建迷信”和“伪科学”了呢？天下哪有这种强盗逻辑？我们《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是自然科学理论，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医学，它战胜千百次的大规模的温疫，成为了五千年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医学，它用阴阳五行的自然科学理论治病，成为了世界医学史上唯一的中医标准。《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亚洲，也影响到欧洲，影响了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

《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起点和源头，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来源。“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的规律就是阴阳之道，五行生克之道。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阴”和“阳”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又斗争又统一，相互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按阴阳五行的自然科学理论原则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从未间断。我们的开国领袖在吸收了阴阳五行的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理论的精华后，写出了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著作。因此，《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又是中国文化的落脚点。

我们不仅在九千多年前产生了《易经》的阴阳五行自然科学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在技术发明方面，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清华大学许文胜教授介绍，西方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的三项原始发明全是中国人干的。一是齿轮，我国汉代杨雄发明了金属齿轮，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应用。二是中国人发明了双动活塞风箱。三是大气压试验。这些技术五百年后传入欧洲。瓦特只是把中国人这三项原始发明做了一个组合。没有中国的发明就没有西方工业革命。中国科技小到火柴大到直升飞机，一共5518项发明。

许文胜教授还介绍说：几乎所有先进的武器都来自中国。以下十多种武器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公元200年发明了催泪弹，904年发明了火焰喷射器，905年发明了火枪，963年发明了火箭弹，985年发明了狙击枪，公元150年发明了火箭，1221年发明了照明弹，1230年发明了炸药，1231年发明了震天雷(即手榴弹)，1277年发明了地雷，1280年发明了大炮，1374年发明了水雷等。大部分武器发明出自宋朝。最挨打的朝代却发明最多的最先进的武器。这些武器虽然先进，可谁都不用。这与宋朝皇帝赵匡胤有关系。他是政变上台的，他及他的子孙有个传统，就是不重用武将，也不重视使用这些先进的武器，也不会打仗。宋朝军事实力最强，可是光打败仗。中国人发明的这么多先进的武器，都留给了元朝统治者。元朝在征服欧洲人时，才把这些先进的武器传到了欧洲。

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我国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被西方文化洗脑的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队伍。近百年来，他们做为西方帝国主义消灭中国文化的代理人，彻底否定批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污蔑我国存在了万年之久的传统文化是“伪科学”，致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打击和毁坏，导致了作为中国人不敢研究传播传统文化，以不懂传统文化为光荣的严重后果。以至于今天很多中国人找不到判断是非对错的文化价值标准了。直至今天，他们还没有停止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攻击批判，前几年还有一批数典忘祖的人叫嚣要消灭在中国存在了五千多年的中医。做为一个真正的能够明辨是非的中国人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情啊！

从2006年年底，我国科学和文化界暴发了一场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伪科学”的大论战。我国科学家长期把“科学”当做“真理”来研究，科学界竟然无人知道“科学”的真正含义，中国科学院宋正海研究员等150多名科学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联名上书，请求上级领导给“科学”下一个定义，不然的话，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被国内一大批西方文化代理人以“伪科学”的名义消灭掉的危险。王耀田先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慎用“伪科学”一词一一谈谈科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王耀田先生第一次给西方所谓“科学”下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定义。这个正确的“定义”，明确了这场论战的是与非、对与错，为论战指明了方向，起到了正确的引领作用。文章捍卫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严肃批判了西方文化代理人崇洋媚外的错误思想，在我国科学文化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文章指出：所谓“科学”是一种分科而学的知识体系，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本身不是真理，不代表绝对正确。它只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和手段。它有利也有弊，它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另一方面又阻碍着我们继续认识真理。因为科学这个认识真理的中介工具，受到了人类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传统文化是另一种超前的思维方式，它是比西方科学更有智慧更具有真理性的思维方式。它不符合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本身没有任何错误，只是思维和认识方法不同而已。不符合西方科学，并不能证明就是错误的。判断论战双方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就是“科学”的定义。

现在判断中国传统是不是“伪科学”的根本标准已经大白于天下，反“伪科学”的斗士们，再也不能欺骗人民群众，再也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污蔑为“伪科学”了。更不能以“伪科学”的名义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了。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捍卫和传承关系着中华民族灵魂和命脉的传统文化，是关系着中国今后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天大的事情。它是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由衰落到逐渐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我国文化教育科学界由盲目迷信西方文化到逐渐觉醒自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我国大批知识分子由崇洋媚外和彻底否定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到自觉捍卫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为后来党中央做出的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战略决策，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思想

我国古人认为天地是一个整体，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活动要遵偱天地和自然的运行规律。“天”是代表宇宙自然运行规律的大象无形的“道”，是世界上万物运行的最高准则，人只是天道运行中的一分子。明白了自然即“天”的运行规律，人类就应该知道怎样做，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易传》中有“三才”之说，将天人地三者并列起来，并将人放置在最核心的位置。认为天有天道，天之道的作用在于“始成物”，是万物的生命之源，也是万物运行规律和行事原则的保证。地有地道，地之道的作用在于“生成万物”，可以促成万物繁衍不止，新老交替，生生不息，遵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人有人之道，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是一个意志、智慧、境界的体现。

人只要不断自省，就能掌控自身命运，成全人与万物的和平共处。作为人类要修身养性，亲近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反对无节制地开发大自然，掠夺大自然，吃子孙饭，断子孙路。只有与万物和谐共存，人类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国界与社会相协调的重要价值。古人的“顺天道、重天理”的观念，提醒我们要探索和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西方的“天人相分”的思想，过分放纵人的私欲，疯狂地掠夺大自然，导致了地球资源枯竭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科学技术具有了毁灭人类和地球的能力，给我们人类敲响了警钟。

中国文化的和谐发展思想包括人与天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的和谐等内容。人类的发展要与天地即大自然和谐，不能毫无节制地开发大自然。人与人相处，人在社会中生活，要求“人和”，“和而不同”，主张见利思义，守信义，重礼仪。构建起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

（三）《易经》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易经》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阴阳合德，刚柔有体”。这段话是说，大自然中存在着一种原生态的气，叫氤氲之气，这种气开始叫太虚，太虚发展为太极，太极包含阴阳两种状态的气，相互作用就产生了人体。这种氤氲观是《易经》的本体观。认为天地万物产 生于宇宙运动，这是多么先进的唯物主义思想！这种唯物观揭示了生命起源的秘密。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要么就说人由猿猴变化来的。他们才是标准的唯心主义。而《易经》认为生命起源于天地气化，男女媾精，阴阳合德，产生了人，这是先进的唯物主义！它开创了阴阳与生命关系的新纪元。现在一些留学西方的人，不学习《易经》等传统文化，把《易经》当“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把西方文化看成是先进的文化，太可悲了。我们这几代人中的一些人，被西方利益集团企图灭亡中国文化的阴谋忽悠坏了，脑子出了严重的问题，辨不清是非善恶了。这就是近百年来长期批判传统文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易经》强调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是事物的根本属性。事物的运动是由于事物内部存在的阴和阳两种力量，相互推动的。它们既相互斗争，又统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了宇宙和事物的运动变化。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易经》对中国哲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矛盾法则，也就是辩证法思想，即两分法。《易经》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通过阴阳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揭示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规律。

《易经》的辩证法至少产生在三千年前的周文王时代，比十八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先进了近三千年。黑格尔等西方古典哲学家，从来就没有读懂我们的《易经》和《道德经》，黑格尔们读不懂《易经》和《道德经》，就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我们一些留学西方的人回国后在没有认真学习研究《易经》的前提下，也跟着胡说中国没有哲学，这又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例子。

据北京大学王守常教授介绍：哲学的起源地是中国。我国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想找一个师爷把《圣经》等书籍翻译成汉语，就找了一个叫假名的中国人完成了这项工作。假名还编写了一本《英华字典》。他最早将英语的philosophy翻译成了哲学一词。汉语叫菲劳索菲，也有的称为理学或心性之学，西方人称无形的精神性的学问称为哲学。清初有九十多年的闭关锁国时期。因此，《英华字典》没有在中国流行开来。这个时期《英华字典》就被日本人带到了日本。恰逢日本明治维新，要脱亚入欧，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要大量翻译西方的东西，又找不到工具书，这本中国人假名编写的《英华字典》就成了日本人的重要的工具书。

甲午战争后，中国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为寻求救国之道赴日本留学。日本有一个叫西田的教授就把汉语的菲劳索菲翻译成了哲学一词。又被留日的学生带回了中国。哲学一词是出口转内销。哲学本来在中国就有。《论语》中就有“哲人其萎”的词语，哲人是指有智慧的人、善于思辨的人。

中央党校著名哲学教授王杰先生指出：在我国清朝的康乾时期，西方传教士已经把我们的《易经》、《道德经》带到了西方并翻译成书，见诸于西方国家各大图书馆了。马克思在创立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曾认真学习过我们的《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辩证唯主义的产生来源于我国的《易经》阴阳五行的文化。

《易经》文化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孔子、老子、孟子、管子、庄子、荀子、鬼谷子、中医、堪舆学、组织制度、诸子百家等文化思想皆来源于此。

正是《易经》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决定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积极有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跟上时代的变化，把握动态平衡，顾全大局。走中行、中和、中正的道路，防止左和右的错误，执简驭繁，居安思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看一下被一些知识分子崇拜的西方文化到底是什么。几千年来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典籍只有一本《圣经》。就是这一部《圣经》的唯上帝正确论，把西方文化带向了歧途。西方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天生就高人一等，他们就是真理的化身。凡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文化、思想、学说、制度、乃至人种，都是邪恶的，都必须被打击消灭。据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介绍：耶稣说：“凡是来到我身边的人，如果他不憎恨他的父母，不憎恨他的兄弟姐妹，乃至不憎恨他一己之生命，他就不是我的门徒”。耶稣还说“抛弃你的家园，抛弃你的土地跟我走。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这个问题就大了，原来欧洲人信仰的上帝是这样的无情无义，不讲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这说明一千多年来，基督教时代对欧洲人的教化，完成了欧洲人从家族共同体中脱离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中脱离出来，让他变成了一个“个体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抽象化，人不再有亲人之间的亲情的牵绊，不再有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规则的牵绊，剩下的只是赤裸裸地个人主义的私欲了。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不需要向其他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妻儿朋友和社会负责。所谓的自由，也就是抛开一切责任的自由了。我只为我活着，不必为自己没有尽到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夫妻、朋友的责任而内疚。这就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准备好了条件。这就是西方耶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来源及本质。曾仕强先生说：现在人类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人类还能不能继续在地面上生存下去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人类生存的严重危机？一是西方自私纵欲的文化，二是西方功利性所谓科学技术。

 我国文化文明来源于《易经》，《易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易经》的八卦代表着一个家庭八口人。全体成员相亲相爱，相互帮助，和谐共存。每个成员都要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父母就是家长，要平等对待每一个成员，主持公平正义。我国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主的文化，强调的是公平正义，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要忠恕、孝悌，要讲仁、义、礼、智、信，要温、良、恭、俭、让，要见义勇为，不允许自私自利，领导要一碗水端平。中国文化维护的是公平正义，强调的是责任担当，压抑的是私欲，救助的是弱者。倡导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坚信的是集体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力量。强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不是冷漠的个人主义的见死不救，更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国文化教育子孙后代要做一个有情有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大写的人，而不是一个自私自利、残酷冷血的动物。为父母尽孝，为子女尽责，为国家尽忠。当别人和国家有难时，敢于挺身而出，敢于舍身取义。中国人为家族为家庭活着，为子孙后代活着。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榜样，不做有辱家族、祖宗和国家的事情。向家庭负责，向社会人民和国家负责，敢于担当，敢于肩负人民赋于的使命。这就是中国文化。也应该是中国今后教育改革的方向。

(四)光辉灿烂的天文历法文化

天文历法学是我国与《易经》阴阳五行的自然科学同时代发展起来的一门自然科学。据资料介绍，我国天文学历法学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萌芽。天文学在夏、商、周三代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商代甲骨文有天文观测的记裁，一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同时有日食、月食和恒星的记录。商代历法被称为阴阳历法，也就是农历。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有记录的较早的历法。2014年义乌桥头遗址考古又发现了九千多年前的连山历法。中国自古以来使用的历法有一百多种。祖冲之、僧一行和郭守敬都促进了中国历法的改革与发展。到了汉代提出了“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还提出了“宣夜说”，认为天空没有固定的边界，有着无限的空间，模糊地提出了“宇宙无限性学说”。西方学者李约瑟说：中国人最早提出的这种宇宙模式学说，是非常先进的。它超过了西方任何一种希腊理论。

历法是用推算年月日的长度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制订时间顺序的法则。中国历法是阴阳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与纯阴历和纯阳历比起来，阴阳历是世界上最完备最先进的历法。中国历法同时用十天干、十二地支和六十甲子纪年，显示独具的特点。银雀山汉简详细记载了黄帝的孙子颛顼历法，说明黄帝历法是真实存在过的。商朝后期甲骨文上刻有完整的六十甲子。最近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器文化，说明夏朝的文字和技术等文明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同样，我国农历(阴阳历)了不起的地方，是综合了阴历和阳历的特点，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阴阳历。农历既有根据太阳的明确的一年四季的变化，又有利用月亮进行月份的划分，以及利用二者进行闰月、平月的调整机制，其时间误差远小于单纯的阴历和阳历。阴阳历(农历)24节气的划分，对农业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春种秋收，夏天避开严热与洪水，冬天避开严冬与冰雪。

历法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有巨大意义。它标志着人们有了深刻的时间空间观念，这种时空意识的产生，才有了时间流动的划分确认和记录以及对方位变化的辨认。

以时空立足点所创立的历法，必然对自然重视，自觉将人纳入自然环境之中，让人们生产生活遵守自然法则，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

远古时代这样重视自然规律，创造的历法沿用至今。历法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作用：1、有利于安排农业生产，什么时间播种，什么时间收获都有规定的节气确定。它是世界上最实用，内容最丰富的历法。2、对养生和医疗有重要意义。如冬至前后45天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季节。45天后万物复苏了，冬季进补多选阳性药物。《黄帝内经》是按天文历法写出来的。3、推动天文、数学的发展。天文的核心作用是制定历法。中国历法的核心是24节气。需要用天文算法计算出24节气。计算地球、太阳、月亮三个天体的运行轨道和时间参数，以此得出当这些天体位于某一位置时的时间，天文计算需要计算者有微积分学、几何学和球面三角学知识，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4、推动了思想发展。历法包含着地心说和日心说等宇宙观唯物主义思想、整体观、大局观、天人合一思想，直接决定着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

我国古代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清华大学许文胜教授介绍：美国《全美百科全书》天文卷记载，十八世纪前，各个星系的所有发现全是中国人发现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甘德和石申两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他们是世界天文学领域的泰斗。他们创造了两个重要体系。一是他们编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二是他们合作编写了一本书叫《甘石星经》，这本书记载了他们最早发现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最早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逆行现象。他们早于伽利略二千年发现了木星的卫星。甘德还发现了二十八星宿的运行规律，做了一套四七分离法，即十二年循转的体系。这也是后来每28天分四个星期，每个星期休息一天的来历。按这一理论体系计算，哪年有自然灾害，都能准确计算出来。更为神奇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甘德和石申没有任何工具，是全靠中国易学这套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计算出来的，后来被西方功利性科学理论证实是完全正确的。

（五）以德治国为主和以法治国为辅的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的“元圣”周公旦较早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我们的《易经》最早提出了德治的思想。《易经》说：“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以果行育德”，“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君子以居贤德善俗”。仁治、尚贤、崇礼是《易经》的德治标准。以德治国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守其本分，不谋夺非位，谓之仁。不贪财，能正行利义关系谓之义。重视礼治，反对越礼行为。《易经》说：“有上下，然后礼仪有焉”，“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所谓“道德”古人认为宇宙运行的规律叫“道”，按规律办事叫“德”。德者得也，得到什么？就是得到果，得到了这个“道”了，得到“道”了就是有德者。所以古人把有德之士，又称为有“道”之士。“道”由“德”彰显出来，“德”以“道”为根本，“道”和“德”相互作用。所谓德也是指人在生活中有所得，让世界万物顺应自然规律的安排而各得其所，各尽所能。舍已为人，让别人有所得，才是真正的“德”。“忠、孝、仁、义、温良、帮助人、恭敬……”，都是首先为了别人，叫别人有所得，就叫做“德”。

以德治国，就是提倡每个人都要首先想着别人，想着大众，约束自己的动物性的贪欲、自私，为更多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让出利益和生存的空间，为众人服务，不要损害众人的利益，只有众人都这样做了，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稳定。

以德治国要求国家领导者注重用贤人。注重君臣自身的修养。为君者有君道，为臣者有臣道。要任贤选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治国者要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要求人们要见利思义，遵守规则制度。要以和为贵，追求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天人和谐。要求国家社会对民负责，以民为本，把爱民、重民、富民作为基本原则而遵守。要求以人为本，对人民群众负责，对人民群众要有奉献精神，追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以德治国，要求各级官吏以德为先， 为政者要有德，把德育放在首位，修身为本，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已，已不正，不能正人。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是文政一体或叫思政一体。中东伊斯兰国家是政教一体，西方社会是法政一体。《易经》和儒家的文化思想武装了中国人民几千年，这就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继承了这一传统，用开国领袖的伟大思想武装全国人民，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全国大局稳定。我们党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思想挂帅”、“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的治国方针，这是新时代的以文化思想治国、以德治国的方针。实践证明，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违法犯罪率降低了。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方针被边缘化，没有重视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指导作用，而我们依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又缺少了传统文化的支撑(长期被批判)，这就导致了物质文明建设上去了，精神文明建设“软”了下来，造成了现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有些领域还较为严重。

文化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我们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必然要采取与西方不同的治国方针。西方可以把以法治国当作主要方针。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实际国情，采用以文化思想治国、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并行的治国方针。我们的以德治国的文化是先进的文化，要把教化人管理人的工作重心前置，要提前教化管理，不能平时没有人管，等到犯罪了公安法院监狱才来管，那样社会治理成本太高了。为此本文建议，从公检法司、宣传文化媒体、教育系统等部门，抽调一些人员，组成以德治国、以文化思想治国的新机构，专门负责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建设工作。可以想一个合适的机构单位名称，或者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管理局之类的。平时党员除了要学习党的理论、党的思想外，还要带头践行优秀的传统文化，党员的思想行为由纪委负责监督检查；犯罪分子的事情由公检法司抓；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平时应该学习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用它来指人民群众的言行。在言行上犯了错误，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该由这个负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部门来抓。这样长期坚持抓下去，人人都以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道德为做人的标准和遵循的行为准则，人人都知道是非对错，都知道礼义廉耻。这样既降低了国家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执政地位，利国利民，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期生存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国以法治国的思想是春秋时期管仲最早提出来的，这是社会上的说法，其实《易经》上早有记载。《易经》说：“先王以明罚敕法”。就是说法律既要官方制定，还要张榜公布，让百姓懂法。但是，古人认为法不能治国家的根本，只是治国的辅助手段，以德治国才是根本。

管仲的法治的根本目的是：法之立在御民，民治则国安。《管子·小匡》中记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只要顺民心，立法行治，则民御”。管仲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他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也强调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把“礼仪廉耻”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国家存亡的地位。管仲说：“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从管子的主张可以看出，以德治国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以法治国是辅助的手段，不能缺少。它们是国家正常运行的两个车轮。

管仲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说明法对于人就象度量衡对于物，是唯一的标准，并最早提出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管子·七法》）。其后商鞅、韩非子等人对“法治”思想进行了发展和实践，使得“法治”理论也就是古代的“依法治国”理论逐步系统化。韩非子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管仲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管子·七法》）。两千多年来，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以依德治国为主和以法治国为辅的思想制度体系。大部分朝代坚持的还不错，尤其是我们过去是宗法家长制社会，在坚持以德治国方面做得较好。由于各级政府的这些“宗法家长”们，权力太大，他们难以受到法治的约束，以法治国方面做得很不够，有的朝代流于形式。到了元朝和清朝，由于统治者的文化落后，他们对华夏民族实行了军事统治，既破坏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德治国的政策，更破坏了以法治国的政策，使我国社会从此更缺少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受尽了奴役和剥削压迫，导致了我国先进的文化思想严重倒退。

现在一谈到法治、以法治国，一些人总认为西方的法治社会多么先进、文明，多么高大上，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法治和依法治国是对人的道德的最低要求，只要不违法，你什么都可以干。一个没有违法的人，也可能是一个十足的坏人。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人，心胸狭窄，拨弄是非，调拨离间，语言恶毒，手段毒辣，自私自利，坑害别人，心理阴暗，打击报复，添油加醋，唯恐天下不乱。有的人有了一些领导权力，就开始为所欲为，提拔吹嘘拍马的人，不重用正直实在的老实人，用人唯亲，吃喝玩乐，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感，拉拉扯扯，搞小圈子，玩弄女性，不坚持原则，不主持公平正义，把自己负责的部门单位搞的乌烟瘴气。你一查发现这些人并没有违法，法律拿他们还没有办法。可现实中他们确实是违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坏人。

西方所谓的依法治国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文化、文明，比我国几千年来以德治国的文化、文明的层次要低的多。我国的依德治国是更高层次的文化和文明。它治理国家的成本要比依法治国的成本更低一些。一个更加文明先进的社会违法者应该越来越少，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把教育人管理人的工作做到前面，不能等人犯了罪再来管理。人们如果首先知道了为人处世的是非对错和善恶曲直，一般情况下他就不去违法了，这就减少了公检法司机构人员的数量，节约了成本。这并不是说依法治国不重要，依法治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皇权历史的国家来说，确实很重要，法治的重点在于限制政府的公权利，限制政府的乱作为。在法治建设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依法治国仍然是重要的国策，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应该加强依文化思想和依德治国的力度。

(六)拯救中华民族的国医国药文化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在新文化运动前叫国医，它是在我国《易经》阴阳五行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我国国医国药(后来改称中医中药)发展的科学和哲学基础。易学和中医思维是全息思维、整体思维，不是西医的分析思维。它把人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认识和分析疾病时从整体出发，将局部病理与整体病理反应统一起来，治疗上注重整体调理，达到人体的阴阳气血平衡，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再一点就是辩证论治。就是将望、闻、问、切收集来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综合分析、辩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证候的过程。所谓“论治”又叫施治，是依据辩证分析的结果，来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辩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再一点就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既是自然科学体系，又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国的国医国药在近万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中国医学讲的是悬壶济世，仁心仁治，始终把救死扶伤的重任担在肩上。伏羲治九针，神农氏(炎帝，公元前3245年一一公元前3080年)尝百草，为后世留下了著作《神农本草经》，被称为国药始祖；黄帝(公元前2717年一一公元前2599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黄帝内经》，被称为国医学始祖；扁鹊(公元前407年一一公元前310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扁鹊内经》、《难经》，被称为国医脉学鼻祖；华佗(公元145年一一208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青囊经》，被称为外科鼻祖；张仲景(公元150年一一219年)，为后世留下了《伤寒杂病论》，被称为医圣；王叔和(公元201年一一280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脉经》、《金匮要略》，被称为养生学鼻祖；皇甫谧(公元215年一一282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针灸甲乙经》，被称为针灸学鼻祖；葛洪(公元283年一一363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被称为道医鼻祖；孙思邈(公元541年一一682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千金方》，被称为药王；钱乙(公元1032年一一1113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小儿药证直诀》，被称为儿科鼻祖；宋慈(公元1186年一一1249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洗冤集录》，被称为法医鼻祖；朱丹溪(公元1231年一一1351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丹溪心法》，被称为滋阴派鼻祖；李时珍(公元1518年一一1593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本草纲目》，被称为药圣；叶天士(公元1667年一一1746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温热论》，被称为热病学的奠基人；吴鞠通(公元1758年一一1836年)，为后世留下了著作《温病条辨》，被称为温病学泰斗。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的国医药取得了辉煌的伟大的成就。我国历史上的千百次的温疫，都被我们的医学医药的先辈们消灭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做出了伟大的不朽的贡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国医药战线上，人才辈出，涌现出了无数杰出的人才。这里仅举一例，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国医国药多么伟大。东晋道医葛洪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和医学家。他为后世留了两部著作《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1250年德国人玛琳佘斯发现了砷这种化学元素。公元1700年前的葛洪的著作《抱朴子》就记载了砷这种化学元素的发明过程。葛洪通过加入琼黄、松酯和消食三种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后就产生了纯净的砷这种物质了。比西方早了近千年。

葛洪早在1700年前就预言了两个诺贝尔奖项。十九世纪欧洲战场上流行一种温疫班疹伤寒，它传播速度快，致死率高。1928年法国细菌学家查尔斯尼科尔发现了造成这种温疫的原因是虱子，因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其实葛洪早在1700年前他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对这种班疹伤寒温疫的产生症状、原因、传播的途径等早有记裁，是由于沙虱造成的恙虫病。

葛洪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对天花、肺结核、狂犬病、虐疾病等产生的原因、症状及治疗方法都有详细的记载。书中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其汁，尽服之”。可治疗虐疾病。屠呦呦说，她能够发明治疗虐疾病的青蒿素，就是受到了葛洪《肘后备急方》著作中记载的启发，才发明的。2015年科学家中医学家屠呦呦因为发明了治疗虐疾病的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1700年前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著作中对治疗虐疾病青蒿素产生的方法途径的记裁，早就预言了这一诺贝尔奖项。

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不是因为它太落后，而是因为太先进了。然而一些西方文化的代理人至今念念不忘消灭中医。值得大家高度警惕。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说：“亡了文化比亡国更可怕。”

（七）《易经》的整体观大局观平衡观思想

唐朝宰相虞世南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在我国几乎历代的皇帝或皇帝的军师智库，都把《易经》作为治国安邦的经典。尤其是《易经》的整体思维、大局思维、平衡思维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易经》思维注重整体协调，具有和谐、中和的特色，认为客观事物是多方面相互联系、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系统。我们处理问题都要从整体出发，把着眼点放在全局上，注重整体效益和整体结果。大局思维是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未来与现实的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制定相应规划，为实现全局性，长远性目标而思考问题，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可以暂时牺牲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舍小家，顾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这种伟大的思想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体观，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民族魂。

阴阳平衡是《易经》揭示的宇宙间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要智慧。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人体内部都是一个系统，都要保持平衡。对于国家和单位来说平衡就稳定，对个人来说平衡就健康，对家庭来说平衡就和睦。世间万物发展的基础，是打破平衡与寻找平衡往复循环的过程。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阴阳两种力量，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形成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暂时的平衡。事物遵循着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规律。当事物内部双方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就要打破平衡产生新的事物。自然界失去平衡，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人是一个有机体，失去了平衡就是产生疾病。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失去了平衡，就会乱套，给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

我们各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学习《易经》的智慧，在其位谋其政，把握单位内部两种力量矛盾的度，做决策之前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一些错误的主张要有理有据地批评教育，对正确的主张要给于奖励，不能让歪风邪气占上风，不能让正义的群众受到打压。这才是真正把握平衡的领导艺术。平衡思维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是优秀的文化，值得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八)具有坚定信仰信念和伦理道德的文化思想

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它的本质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科学，是道德思想观点的系统化、理论化。一是研究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即“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二是研究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道德是指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它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伦理道德既是《易经》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是《易经》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和核心部分。儒家文化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社会和谐、融洽、互济的价值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的内容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中庸、内省、自律、利他、清廉、温、良、恭、俭、让等内容。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伦理道德的内容已经成为了历代中国人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准则，为中华民族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鉴于儒家的伦理道德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一些专家认为它是具有准宗教信仰的文化。

所谓信仰，是指某人对某种思想或宗教或某人某物的信奉与敬仰，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信仰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的儒家伦理道德文化。新文化运动后，我国开始学习西方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全是落后的东西，把这个信仰开始抛弃。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开国领袖的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集中代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把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和开国领袖的思想做为伟大的信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开国领袖的思想这一伟大信仰被边缘化，甚至在某些时期，还遭到了某些人的批判。于是，全国很多人开始失去了信仰，一些人开始迷茫，一些人开始以“钱”作为信仰了。西方文化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纵欲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象洪水一样席卷全社会。几乎全国人民都在做发财梦。

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渗透了资本的逻辑，西方文化毫无阻挡地进入千家万户，几乎成了大多数人的指导思想。润物细无声！当我们某一天猛然发现，“毒教材事件”、“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眯眯眼事件”、“老人摔倒扶不扶事件”、“古代名著儿童游戏被篡改事件”、“文艺领域娘炮事件”、“逃儿村事件”等普遍出现的时候，说明我们的文化思想这个“灵魂”出了严重的问题。文化、文学、艺术、教材、媒体、教育、儿童游戏等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不是一句审美趣味的不同能够解释得了的，岂容他们胡编乱造！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说：“当今中国人性的国民性的最大问题是，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精神性的人，………而是一个纯粹的动物性的人”。于是乎，人们开始抱怨社会道德滑坡，现在人心变坏了。曾仕强先生说：我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想明白，现在人心为什么变坏了，因为给的自由太多了，人自由多了就会想自己的私事，做自己的私事，就不顾别人的事了。

他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说，现在人们不再受伦理道德条条框框的约束了，自由多了。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放松了对人的管理教化，自由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我们是以农业农村为主的社会。民俗专家说我们四十多年来为了城市化拆掉了五百万个村庄。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森林”和柏油“沙漠”的城市化工业化社会。这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化。第二个是人心的变化。这也是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遇到好事相互推让，做事讲诚信，当别人和国家需要的时侯挺身而出，见义勇为。那时候大多数人能明辨是非，讲伦理道德，讲原则，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单位领导也能主持公平正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大多数人都不敢有私心，大都能宽厚待人，吃苦在前，不看重金钱，自律自强，遇事讲道理，能反思自己的过错，勇于作自我批评，大多数人作风正派，不搞男女关系，大多数人能压抑自己的私欲，把路人同事邻居当亲人，没有防备之心，心胸宽广，没有邪念，勤劳俭朴，公而忘私，舍己救人等等。这才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人心大变，人心走向了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心的反面，这就是前些年媒体说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导致的是中华民族的危机！任正非说：“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完成的，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小伙子，在一个雨夜里，看到一个妇女背着一个包裹，又抱着一个孩子，在吃力地走着，被雨水淋着。小伙子看着心疼，就把自己的雨伞给了这个妇女，并帮她背着包裹，送这个妇女回到了家里。这在那个年代是谁都可以做的一件普通的好事。前一段时间，一位教初中的老师，专门在自己教的一个有五十多名初中生的班级里调查。问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人做的这件好事？调查结果是，一个五十多人的班级里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认为这个人是在学雷锋做好事，都认为这个小伙子做的这件事情是别有用心的或者是不怀好意的。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能不能说明，我们的教育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体系，是在掏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民族存在的文化思想基础、伦理道德基础和党的执政的基础，那么这个教育体系，就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这个社会的宣传机器和整个社会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的标准，就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培养出来的人，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可靠的接班人了。要么是出国后为西方帝国主义服务，为自己的私欲服务；要么就是社会腐败的蛀虫；要么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我国自古以来就讲“得人心者得天下”。救一个社会最根本的就是救治人心。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全国人民的人心开始振奋起来了，人民群众又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这就是救治人心的根本途径。如果一个社会人们想的都是金钱、权力、名利、攀比虚荣、尔虞我诈、自私自利、贪婪无度、灯红酒绿、醉生梦死，那就是人心堕落了、腐化了、烂掉了。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民族不管表面上看经济多么繁荣，那么这个民族迟早会衰败下去的。作为一个有着一万年灿烂文化和辉煌历史的民族，与西方完全不同，必须始终有超越金钱、权力、名利的更高的追求。必须始终把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教化放在首位。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前进的正确方向，偏离这个方向，中华民族就会走向深渊！优秀的中华文化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灯塔，是我们中华民族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正确标准，是照出人心善恶的一面镜子，是推动人心向善、人心整齐的强大动力！

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信仰自己老祖宗创造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文化，它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根本性标准。新文化运动后，由于西方文化的进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带领人民群众，把传统文化当做“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批判，几乎彻底否定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我国逐渐抛弃了这个全社会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了。改革开放后，各领域的一些知识分子带领人民群众，继续批判我们的文化和建国后前三十年党的政策，积极在国内推行宣传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把西方文化看做是唯一真理，还要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风波”，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险些被推翻。

谁曾想，我们上万年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被我们自己的一批又一批的受西方文化严重影响的知识分子给毁坏的所剩无几了。现在各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和消极腐败现象，都跟我们不断批判否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根本性标准密切相关。过去我们国家只有一套以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为根基的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基本上是长时期地维持了社会生活的安定。改革开放后，由于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严重冲击了我国原有的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经过四十多年对我国文化思想的“渗透”“演变”，在我国社会又形成了一套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为根基的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西方这套标准与我国原有的标准针锋相对。西方这套带有贪婪、利益、欺骗、霸凌、金钱至上、掠夺、纵欲、自私为特色的弱肉强食的标准，把我们的以压抑人的私欲、仁义礼智信、忠恕、自律、公平正义为特色的标准打的无还手之力了，眼睁睁地看着有被他们取代的趋势。国家也和一个人一样，本来应该有一个灵魂、一个精神系统才能正常生活。现在我们的社会有了两个灵魂、两套精神系统。

因此，我们的社会机体已经出现了精神错乱、精神分裂的严重现象。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将会严重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是令人担忧的事情！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痛下决心整治的时侯了。我们必须抓紧动员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抓紧补上严重缺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这一课，来捍卫中国人祖祖辈辈传承的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或者在传统标准基础上抓紧建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新的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抓紧打垮和消灭在我国形成的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因为它是给中国社会带来祸害的毒瘤，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思想混乱、消极腐败、社会不安定与“和平演变”的根源所在。

如果整个社会成员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严重不纯洁、严重“西化”，完全按西方文化的标准要求来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行事，那么，我们从社会成员中吸收的党员、组成的先锋队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也就难以保证纯洁，难以保证不会变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抓紧建设完备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将是今后全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当然，今后我们仍然要两线作战，一方面要紧紧抓住经济和科技发展，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了中国人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这个灵魂的建设。如果忘记了中国人的文化思想这个灵魂的建设，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有被毁掉的危险存在。

1989年世界诺贝尔获奖者齐聚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社会要想获得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到24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还说：“人类社会不能缺少了中国文化，如果缺少了中国文化，人类将成为瞎子”。我国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仲尼是孔子的名字。意思是说，如果世界上没有孔子这样伟大的圣人出世，没有他留下来的伟大的文化思想，教化万民，历史进程就象漫漫长夜一样，漆黑一片，永远看不到未来。由于西方没有象孔子这样伟大的圣人出现，也没有伟大的文化思想教化他们，使得他们自私纵欲，掠夺侵占别人，造成了世界的动荡黑暗。现在看，西方的政客们完全没有把诺贝尔获奖者的这些话当回事，他们的所做所为完全是“瞎子”行为，在人类自我毁灭的道路上狂奔。国内一些被西方文化严重腐蚀的人，也成了睁眼“瞎”，在损人不利己的道路上走向深渊。

（九）统一的集权的多民族认同的“大一统”文化

我国自秦始皇接受了法家的文化主张，横扫六国，建立起了多民族统一的集权国家。不仅统一了国家版图，实行了郡县制、废除了封建制，而且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到了汉朝，汉武帝用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从此中国人民56个民族有了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指导思想，使得“大一统”的文化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集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的优势。秦汉以来“大一统”的集权制度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它是我国南方中原地区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形成的。大雪覆盖草原，北方游牧民族无法生产生活，就要大规模地南迁，大规模地杀戮。南方中原地区的民族就要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人少物少规模小肯定会失败的。

客观上就需要南方中原地区的民族，必须有一个代表全地区民族利益的政权出现，这个政权代表本地区全体人民的利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权力、资源等，统一指挥作战，只有进行这种大规模地抗争才能生存下去。这样长期以来“大一统”的集权制度就形成并坚持下来了。这与西方民族成千上万个小邦自由生活的国情完全不同。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如果实行西方的联邦制，各自为政，那将导致中国四分五裂，社会就难以和谐稳定，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中国必须保持政令集中统一。统一的大国疆域必然要求有统一的文化思想做基础，如果还是自由主义的各自为政的文化思想主张在全国盛行，必然导致“大一统”的国家四分五裂。汉武帝的这一政策为国家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大一统”的国家疆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二千多年来，这种“大一统”的文化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保证了各民族的大团结，人们为生在“大一统”的中国而自豪。

我们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文化的传统，并进行了改革创新。我们现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中国人喜欢讲大气、大度、大国情怀、大国担当、大战略、大胸怀、大格局，担当大任，全国一盘棋，集中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步调，统一行动， 一声令下，排山倒海，这种统一集权的大国文化，大国豪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有人胆敢分裂祖国，那是不得人心的，人人得而诛之！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同样要求要有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作指导。我们必须抓紧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用于指导和统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行动，阻断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日趋严重的侵蚀。任何鼓吹中国要文化多元化、道德多元化的论调都是有害的、危险的。

(十)天人地相统一的堪舆文化

所谓堪舆学就是中国的环境文化。堪，天道也；舆，地道也。用现在的话说，堪舆学就是研究天磁场与地磁场阴阳交感对人的生物磁场作用后影响人生命运的学科理论体系。

堪舆学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发现，在6500年前的一处墓葬。墓葬主人尸体周围有用蚌壳堆成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形状图案。还有28星宿的形状图案。另外，还有北面有一条直线，南面有一条圆弧形曲线北斗的形状图案。这说明中国堪舆学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概念在6500年前就形成了。

谈到堪舆学，就必须先谈一下黄石公。黄石公，姓魏，名辙，号黄石。出生于山东济南平阴县东阿镇魏苑村。另一说他出生于江苏邳县黄石村。他是秦朝秦始皇祖孙三代的大臣，后退隐山林，以风水师的面目游走于世间，活了108岁。他著有风水著作《青囊经》，其上有河图洛书数。后来的郭璞和杨筠松的风水皆来源于此；兵法著作《三略》；治国安邦和为人处世的谋略奇书《素书》等。黄石公的这三部著作都传给了汉代军师张良。他是中国风水学创始人和鼻祖；他是《史记》中记载的唯一的一位风水师；他是中国奇门遁甲的创始人；他是唯一一位为秦始皇祖上和汉高祖刘邦两朝帝王看过风水的风水师；他是唯一列入道教神仙传的风水师；他是创立了为人处世谋略学的风水师；他是创立了奇门遁甲预测学的风水师；他是历代高官拜谒的风水师；他是两千年后仍有庙祠祭拜的风水师。

中国的堪舆学是追求天人地合一的自然科学理论。它是在《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易经》对“地理”一词有详细的论述。我国汉朝之前的堪舆学叫“地理术”。到了汉朝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书中才出现“堪舆”一词。到了东汉班固著的《汉书.艺文志》中载了堪舆学专著《堪舆金匮》十四卷。《堪舆金匮》是我国理气派风水的源头。同时，汉朝还存在《宫宅地形》这部风水著作，它是我国形势派也叫峦头派风水理论的源头。在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我国还存在着另一部黄石公所著的风水著作《青囊经》。并把这部著作传给了易学风水大家张良。据考证我国夏、商、周三个朝代堪舆学已有初步的发展。《史记.周王本记》有“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的记载。《尚书》有“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的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堪舆学和阴阳五行、时间空间及方位理论得到了较大发展。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堪舆学大家管辂，他为后世留下了著作《管氏地理指蒙》。到了晋朝出现了堪舆学大家郭璞。他把堪舆学改为了风水学。他是第一个给风水下定义的人。

也被称中国风水学鼻祖。他开创了以寻找“生气”为依据的风水科学。他为后世留下了《葬书》不朽的著作。唐朝高宗永徽年间出现了堪舆学大家丘延翰，他喜读郭璞的著作，为闻喜县裴柏村裴氏族人卜葬，使这个村出了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还有几位皇后、贵妃等，其他官员不计其数，被誉为宰相村。他为后世留下了著作《搬砂经》、《海角经》、《八字偷天机》。再往后一些，又出现一位堪舆学祖师，他是唐朝掌管灵台地理的官员金紫光禄大夫杨筠松。他继承了郭璞的学说，开创了江西派风水理论，也被称为峦头派或形势派风水学。也是中国风水理论的第一大门派。杨筠松为后世留下了著作《青囊经》、《撼龙经》、《疑龙经》、《天玉经》等。他有两大弟子，一位是曾文辿，他为后世留下了著作《寻龙记》、《阴阳问答》。另一位是刘江东，他为后世留下了著作《三宝经》、《怀玉经》、《海底眼》等。还有廖瑀，与杨筠松不是同时代人，是其父三传这门风水学问才到廖瑀手中，目前就这三支脉的徒子徒孙在全国各地传承杨公这门重要的学问。唐朝与杨筠松同时代的卜应天也是一位风水大家。他为后世留下了著作《雪心赋》。

在汉朝之前已经存在过八宅派风水理论。由于王充等人的猛烈批判而消失了。北宋的王伋又复活了长期消失的八宅派风水。他在风水中加入了更多的《易经》的理论。他创立了第二个风水理论门派，被称为理气派，因王伋长期居住福建，也被称为福建派风水。王伋为后世留下了著作《心经篇问答语录》、《三百六十奇形怪穴歌》。

宋朝另一位易学风水大家是陈抟。他创绘了太极图，留下了著作《指玄篇》、《易龙图》、《先天图》、《无极图》。他是杨筠松弟子曾文辿这一支脉传承下来的。吴景鸾也是宋朝著名堪舆学大家。他留下了著作《理气心印》、《吴公解义》、《玄机赋》、《玄空秘旨》。他父亲是陈抟的弟子。宋朝还一个有作为的堪舆学大家赖文俊。他提出了天星风水理论。他也是理气派的代表。他在罗盘天盘地盘的中间增加了人盘。他留下了著作《催官篇》、《绍兴大地八铃》、《三十六铃》。南唐国师何溥在过去简单罗盘的基础上造出了更全面准确的罗盘，被称为中国罗盘的鼻祖。他留下了著作《灵城精义》。刘秉忠是元朝易学堪舆学大家，也是著名政治家，他帮助元朝忽必烈定都北京。他留下了著作《平砂玉尺经》。刘伯温是明朝易学堪舆学大家，也是著名军师。他留下了著作《堪舆漫兴》。明朝的廖均卿是杨筠松风水理论的传人。他是国师、钦天监博士。他为明朝朱棣勘定了十三陵地址。

清朝初期出现了堪舆学三大家，一是李三素，他是三合派风水学大家，是郭杨曾古派风水的传承人。他留下了著作《红囊经》。二是张九仪，他是赖文俊天星风水传承人。他留下了著作《砂水要诀》、《地理四弹子》、《地理铅弹子砂水要诀》、《穿山透地真传》、《地理琢玉斧》。三是蒋大鸿，他在杨筠松玄空风水的基础上创立了大玄空风水理论。他为后世留下了《水龙经》、《地理辩证》。在大玄空风水理论基础上，清朝的沈祖礽又创立了小玄空风水理论。江西兴国县三僚村曾廖两家是杨筠松风水理论的传承人。曾思钦是清朝钦天鉴博士，他勘定了清东陵风水选址。曾永章为清朝国师，他勘定了清西陵风水选址。现在我国仍然在流行的风水门派主要有：杨公(筠松)风水，福建派风水，八宅派风水，过路阴阳派风水，三合派风水，郭杨曾古派风水，玄空风学，三元八卦派风水，还有代表工业化时代高楼大厦和公墓骨灰堂新的阴阳宅风水理论的中国时方派风水学等。

（十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基本精神，是每个人应有的普通情怀和道德准则。保持民族气节，誓死抵抗外敌入侵，捍卫国家尊严，维护疆土完整，心怀天下眷恋母邦，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勇于革新变法，以天下为已任，振兴中华等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实际上维护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华文化的存在和延续都属于爱国主义精神和行为。古人的“以天下为已任”的思想，重点是表现在为捍卫全体人民、全体老百姓利益，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只要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再大的凶险都不怕，鞠躬尽粹，死而后已。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岳飞说：“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自从有了《易经》之后，尤其是孔子以《易经》内容讲学和科举考试开考《易经》内容之后，《易经》的伟大文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不屈不挠，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诗篇。科举考试开启了选拔治国人才的制度，造就了以《易经》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官集团，保证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正确的前进方向。

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的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其最高标准是个人的言行要服从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几千年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集体主义思想观念在我国广大人民的心中扎下了根。我国文化中也不否定个人利益，但要求个人利益不能损害集体利益，不能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

（十二）关于责任担当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所谓责任担当，是指接受并负起责任。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思想的内涵，包括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君子人格和奉献精神。它要求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国语.鲁语》曰：“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我们的开国领袖，1919年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关于忧患意识，是儒家文化比较突出的特征。儒家人士，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谨慎、小心、周详地考虑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就担当的责任，完成历史使命。

关于君子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要养浩然正气。关于奉献精神，中国的志士仁人，为担当而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的人物数都数不清，古代的爱国志士，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们，都是为国担当奉献的杰出代表。岳飞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英雄王杰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梁启超说：“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一份担当，就是一份责任，就是一份使命。

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与关注人生、关注群体、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警示人们不要贪图享乐，要始终存在忧患意识。首先是忧国，是忧患意识的重要内涵，忧国意识既表现为作为一国之君，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又表现为作为志士仁人的君子要以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要为国家的兴亡而奋斗。孔子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治其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家可保也”（《易传》）。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说，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这就把忧患意识提高到关乎人事成败和国家兴亡的高度。其次是忧民，即对生灵涂炭的民生的忧患。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忧民意识成了儒家的重要主题，也是作为一个人，仁者的基本要求。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不论是国家管理，还是个人生活都必须有长远的规划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文化浓烈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忧患精神转化为人的外在行为的内在动力时，它就成了一种危机感、责任感、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这就必然产生催人入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对理想的坚守及坚持不懈的救世精神。儒家的救世精神是指那种乐生入世，积极进取关切并参与现实历史进程的文化传统。主张在改造现实、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儒家文化赢得全民族成员心理认同并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易经》乐生入世、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对道义的坚守及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中华民族心灵的塑造和整个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做为一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现在最担忧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按理说，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战略决策，现在是近百年来弘扬传承传统文化最好的时期，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是现实情况却无法让人乐观。现在看，我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和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是依附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现实而生长发展起来的。现在农业社会的现实土壤基本所剩无几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百分之七十多的人口已经成为了城镇人口。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生长的土壤已经很少了。我国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特征是资本金钱实力控制下的经济。它的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针锋相对，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市场经济的现实和文化价值观念，不允许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里生存，我们的幻想被打得粉碎。

资本实力操控下的市场经济的特征是，资本，金钱，利益，收买，竞争，效率，剩余价值，剥削，贪婪，冒险，自由，垄断，掠夺，重实力，重结果等等。资本要控制一切，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利益，为了竞争，资本家往往不择手段，弄虚作假，黑白颠倒。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剩余价值，永不满足，贪婪成性，甚至掠夺，明抢暗夺，不讲道义。把大写的高尚的理性的人变成了毫无人性的动物。资本的野蛮生长，把人间搞的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他们从实力地位出发，不讲任何道理，可以欺骗，可以谎言，可以造假，可以任意欺凌弱者，可以收买官员充当自己的“保护伞”，一些官员和公检法司人员都成了他们收买的对象。在资本的垄断下，老百姓的子女几乎再也没有创业的机会了，因为烧钱你烧不过他们。西方的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社会现实。

我们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念，已经严重西化，西方市场经济的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占据了上峰。过去我一直在找我们人民群众的人心现在为什么变坏这么快和道德沦丧的原因。现在终于找到了市场经济这个根源。在资本金钱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几乎没有多少生存的土壤了。在现实生活中，你按中国优秀文化的价值观行事行不通了，大多都要碰壁的。我们党中央虽然做出了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战略决策，但资本金钱操控下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土壤，却不允许传统文化价值观在这里生长。我们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的战略决策，却与资本操控下的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市场经济现实条件下，只能生长出资本金钱至上、贪婪纵欲为生、自私掠夺为本、欺骗霸凌开道、收买靠山欺压百姓为福的文化。资本金钱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人们以金钱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的唯一标准。不讲道德，不懂良善，不知感恩，不知羞耻，自私自利，为了利益出卖良心和灵魂，不讲仁义礼智信，唯利是图。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以资本、金钱、实力、利益为主的文化，人们都这样想，都这样做，成为普遍规律。你说优秀的中国文化不就自然而然地被他们消灭了吗？如果谁不按市场经济的文化价值观念去想，去做，谁就无法生存下去。人民群众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与资本操控下的腐朽的文化思想同流合污。

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了贴在墙上的口号，再也无法落实下去了。市场经济是资本金钱控制下的经济，怎么办，由市场资本说了算。这就是所谓的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只能听从资本金钱的指挥。如房子、车子，票子、妻子、教育、医疗、就业、保险等，都要由资本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说了算。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奶就是娘，这就是要遵循的所谓规律，党和政府都说了不算，当不了市场经济的家。过去的时代都是我们华夏文化同化融化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次不同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次遇到了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死存亡的战争！资本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的文化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在美好的外表下逐渐让我们失去警惕，失去斗争意志，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猛然给我们致命一刀，让我们失去江山，让国家四分五裂。

近四十年来，我们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已经严重西化。前些年，我们的年轻人疯狂地过平安夜、圣诞节，每逢这洋节，车水马龙，水泄不通。这背后都有西方资本的身影。自从中央下了有关党员不允许过洋节的文件后才降温。现在年青人都过美国的父亲节、母亲节，还有西方的情人节。高档场合各级干部仍然穿西方的西服，没有几个人穿中国特色的服装的。这不利于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多年来学习西方，大学生研究生毕业穿西方的学位服，戴西方的学位帽。结婚都穿西方的白婚纱。现在高档场合喝香槟，喝红酒，吃西餐，听交响乐，看芭蕾舞等等。一百多年的潜移默化，把中国文化毁灭得所剩无几了。如果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没有了，建立在它之上的思想、制度、国家还能存在多久？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文化的定义权了。文化、艺术、教育、医疗、建筑、科技等领域都采用西方标准。搞文化的都想获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搞电影的都想获一个嘎纳电影奖；搞自然科学医学的，都想获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或医学奖；搞模特的都想获一个金模奖等等。西方这些评委懂中国文化吗？你在文化艺术医学建筑等领域里，搞的好坏你中国人说了不算，只有西方的洋大人说了才算。如果都按西方的文化艺术教育医学建筑的标准搞下去，中国文化不就灭亡了吗？资本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的文化价值观念，与我们党的理念宗旨截然相反。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应该积极想出应对之策，来改变这种现状。

资本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形成了逆淘汰的趋势。谁能挣钱谁就是社会的英雄，你人品再好、人再善良、再高尚、本事再大，只要你不会挣钱、没有钱，你就啥也不是，谁都可以轻视你，甚至欺负你！冷漠和嫌贫爱富已经成为很多群众的习惯。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都一切向钱看了，你说道德、信仰、善良、公平、公正、守规矩、仁义礼智信、见义勇为等传统价值观还有多大的市场？还有多少人相信？还有多少人遵守？遵守了传统文化价值观行事只有吃亏，没有好处，他们还能遵守吗？我们善良的民族从来没有几个人想过，这一万年充满生命活力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竟然被这新生的资本金钱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的文化价值观打得落花流水！我们还能坐以待毙吗？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场与西方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战！中国文化一万年了，第一次遇到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要发动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打好这场中国文化保卫战，只能胜不能败！如果败了，不仅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存在了，就是我们的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也就难以存在了！这也证明了我国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性。如果没有了公有制经济做靠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难以存在。

（十三）关于确立是非善恶做人标准的教育教化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的思想包括教育的作用、目地、教学和学习、德育和修养、教师和师生的关系等。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教育对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修已安人、修已治人的士或君子。孟子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主张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要求学生要立志做一个有理想追求、有道德修养、有仁爱之心、德才兼备的君子。中国教育教化的目的就在于让人们明确什么是是非对错善恶的判断标准，应该如何遵循伦理道德规则。儒家将德育过程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阶段。孔子要求学生要有道德认识，要知仁、知礼、知道；重视道德意志的培养和道德行为训练；强调因材施教，以身作则，知行一致，预防为主。儒家重视在德育中加强对学生自我修养的指导。如在立志乐道、克已内省、改过迁善、善择益友等方面，给予学生具体的指导。荀子首次将天、地、君、亲、师并列起来，把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崇高的地位，认为是否重视教师的地位与国家兴衰存亡有密切的关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伦理道德思想是根。儒家认为教师应具备一定的条件和修养。教师应“闻道在先”，然后还要“术业有专攻”，才能胜任“传道、授业、解惑”（《昌黎先生集·师说》）。儒家认为尊师爱生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教与学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总之，儒家重视教育，把教育放在治国安民的首要位置，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强调“有教无类”，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我国甲骨文和古书记载，从商朝开始有了正式的学校。从周朝开始的我国的各个朝代，都有了国家和地方的官办学校。从孔子创办平民教育的私学开始，各个朝代都有了民办的各种形式的学校。从唐朝开始，出现了官方和民间的书院形式的教育机构，以后的各个朝代除了保留国家的太学、国子学教育机构外，官办和民办的书院形式的教育机构遍布各省、府、州、县、乡镇。到了清朝除了新建了三千多所书院外，还重修了前朝的一千多所书院，一共有四千多所书院这种官办和民办的各级教育机构。

“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教化的目的是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的标准，为社会政治的稳定服务。我国古代各级学校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五经”即《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和《礼记》。从南宋开始，又增加了“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另外，我国从商周时代开始，在贵族子弟中开设了专业技能教育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和数的课程。从唐代开始，又增设了书画学、算学、律学、医学等专业技能课程。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历朝历代都把对子孙后代的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传承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通过国家各级学校的日常教育来完成这一使命。从隋朝开创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各级领导管理人才制度后，考试的内容一直是“五经”，后来又增加了“四书”。这就大大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传承教育，为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了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观念，经过历朝历代的强力推行，它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骨髓里、灵魂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观念，一是让人有坚定的信仰信念。主持公平正义，树立远大理想和志向，为国家为家族而奋斗，有品德，有远见，有担当，有格局，有智慧，有原则，有胆识，有勇气，有自知之明，有正义感，敢斗争，有意志，有骨气，勤劳节俭，不怕挫折和艰难困苦等。二是让人遵行伦理道德规则，忠恕、孝悌，按仁、义、礼、智、信规则行事，懂因果，明事理，守规矩，节制，反思，自律，有定力。掌握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正确标准，能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等等。

从1905年后，我国取消了科举考试制度，清朝末年留下来的四千多所以教育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各级书院基本消失了。逐渐取而代之的是按西方教育教材体系建立起来的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没有关系的各级新型学校。从国家层面上，这种以各级书院为主要载体的大规模地以教育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活动，从此彻底中断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被西方文化的假象所欺骗，又开启了彻底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征程。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和后来的“文革”十年及“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仍然处于中断状态。改革开放后，一些知识分子继续带领我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几乎仍处于中断状态。

据鲍鹏山教授介绍：大思想家顾炎武说，灭亡有两种：一种叫亡国，一种叫亡天下。什么是亡国呢？一个政权被推翻了就是亡国，如秦朝被推翻了，是秦朝这个政权灭亡了，这个民族国家没有灭亡。什么是亡天下呢？文化灭亡了就是亡天下。中医泰斗邓铁涛说：文化灭亡了，比亡国更可怕。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民的国家民族，谁能灭亡你？没有谁能灭亡你。唯一能灭亡中华民族的就是在文化上灭掉你。这就是顾炎武说的亡天下。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了，就是亡国灭种。现在确实存在着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不是别人灭亡我们，是我们自己灭亡自己。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已经好几代人没有“文化”了。大家想一下，我们这几代人从小学到大学，你学到的还有多少是真正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元典的东西？我们还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做为中国人以不懂中国文化为荣，以没有信仰为荣，已经在精英阶层和广大干部中成为了普遍的心态。我们培养的精英阶层和广大干部是将来社会主义接班人，还是资本主义接班人？这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还不可怕吗？眼里只有金钱利益，没有了中国文化，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民族剩下的还有什么？古人以中国文化为祖祖辈辈的信仰，为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的标准。现在我们学了知识、学了技术、学了专业，学到了中国文化没有？没有文化就没有“价值”，没有共同的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生活中只有物质的认同，我们的民族真的就灭亡了、消失了。

 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一个民族的灭亡首先是文化的灭亡。一个民族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长期批判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鼓吹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以致于这个民族的后代人都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了，大多数年轻人都崇尚西方文化价值观，意味着这个民族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了，不管你的经济科技国防还有多强大，统治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灵魂的东西，已经换成了西方民族的利己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霸道欺凌、自私掠夺、不讲公平正义等腐朽思想文化，那就是这个民族名存实亡了。大一统的万年民族万年文化就会被分裂所取代。

因此，振兴中华民族，必须首先振兴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鼓吹西方文化和民族西化就是亡国亡族灭种，就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这些西方文化的代理人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幸运的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做出了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战略决策。可以说，党的这一战略决策，挽救了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尽快扭转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学校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不利局面，本人建议国家抓紧在全国中小学、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开设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国学经典”必修课程，至少贯穿中学、大学和研究生全过程，所占份量要超过语文等主科。考试不合格的学生不能升学和毕业。没有伟大文化滋养的子孙后代，绝对出不了为国献身的伟大人物。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为人民牺牲的烈士们，都是中国优秀文化哺育出来的伟大人物！

我国的教育和教材体系自新文化运动后全面学习西方，教材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全是按西方体系编写的。把中国几千年来教育重在伦理道德教化、重在育人这个根本给淡化了，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只强调分数和专业技能的教育，放松了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教育。出现了这种偏差，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西方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以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应该突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个标准。我们与西方思想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怎么能照搬他们的教材体系呢？今后我国新编的从初中到大学的语文教材，要加大中国国学经典著作的份量和考分比重，要让学生牢固树立中国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增强文化自信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

要大大降低英语的份量和考分比重。让学生从初中到大学，把大部分时间精力用到学习英语上去，挤占了学习中国国学经典著作的大部分时间，既浪费了时间，无法学好母语，又耽误了学生正确文化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形成。大学毕业生英语四级考不过，就不发给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这样重视英语，轻视汉语，弊端很大。让全体学生一代又一代地把大部分时间用到英语上去，到底有多大的实用价值？有几个人能干英语专业，阅读英语资料？难道是想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热爱英国文化、美国文化而忘记中国文化和历史？我们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用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忠恕孝悌和伦理道德教育人。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强调要“政治思想挂帅”、“又红又专”等，保证了培养人才的正确方向。让学生先学会怎样正确做人，然后再学会做事，才是正确的育人之道。近几十年的教育在教育学生如何正确做人上，在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在确立是非善恶做人这方面，应该说出现了不小的偏差。这跟建国后没有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有关系。优秀的传统文化被长期批判，开国领袖的思想以及“又红又专”、“政治思想挂帅”等方针被边缘化。在西方文化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纵欲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冲击下，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德育课，在教育学生如何正确做人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我们一些学校的领导老师都做了西方文化的俘虏。

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的党委今后对这个问题应该高度重视起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大学生毕业工作后，在不同领域里出现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正象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他们不再是一个“精神性”的人，有理想有追求，主持公平正义。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动物性”的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如果不突出政治思想和中国文化伦理道德教育，或者这些教育流于形式，不得要领，将来培养出来的一大批人，接管了国家各级政权，将有可能危及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

现代社会完整的教育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信仰信念的教育。作为一个人必须从小有信仰，有理想，有志向。立志为国家为家族干一番事业，为国家为家族增光。不能做有辱国家和家族的事情。二是伦理道德教育。做人要遵守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道理准则。遵守人们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三是系统的知识的教育。人要有完备的知识系统。四是技艺教育。就是专业技能教育，如我国古代的琴棋书画，茶艺剑艺等。现在我国的教育只学习了西方后两项教育，把最重要、最关键的前两项教育给抛弃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而不是贪婪、自私、掠夺的动物。现在培养出来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就象钱理群教授讲的，没有了人的“精神性”，只剩下了人的“动物性”。如果他们全面接管了国家政权，你想想，他们还能不能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百多年前，西方文化的精英们经过20至30年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他们最害怕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复苏。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也是三百个专门研究中国的联席会议主席詹姆斯，1900年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1906年存入美国总统备忘录里面。这封信是这样写的：“经过我们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中国这个国家的文明太过伟大和神奇，他对于自身文明的复苏，将是我们所有人的噩梦。唯一的方式，是让他们认为我们的文明才是伟大和先进的。用我们的文明和思想，完全覆盖他们的文明和思想，让他们忘记自己所有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让他们未来一代的领袖和精英，全部成为我们文化和文明的遵从者和规则的跟随者，远比用军旗去统治他们更可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出版的《不战而胜》一书中说：“当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的老祖宗的教导和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大家明白了吗？一百多年前美国的高层就开始阴谋毁灭中国了，我国的一些文化科学精英们，自绝于祖国和人民，甘愿做西方文化的代理人，批判否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当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先锋，令人痛心！我们必须反思自己的教育系统、文化系统、媒体系统、科学医疗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些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为什么留学后大部分不愿回国效力？我们的教育部门和有关大学的党委难道不值得反思吗？我们弘扬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首先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在中国只有自上而下地开展工作，才有可能使事情做成功。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层有了些可喜的变化，各级领导部门好象没见有多大的动作。存在着基层热，中上层冷场的现象。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思想上的误区。他们认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没有充分认识到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本文建议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国家各级文化部门，都专门拿出一个机构，专抓全国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落实检查工作，这样做就会防止各级政府空喊口号而不去落实的现象了。因为这项工作太重要了，它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不能马虎！我们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要振作起来，自觉肩负起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我们中华儿女要争气，决不能让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

（十四）《易经》的中行合和勤俭的思想

中行包括“中正、中直、中节”。中正指走正道守本份，强调中而正。中直指位正而行直。中节指要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度，执中要有一定的度，不能太过和不及。中节还有节制，约束自我的含义。所谓智慧，就包括了节制、反思、定力和远虑的含义。所有贪官都是不缺聪明，但是缺智慧的人。

合和思想中的合的含义是指合璧、合力、合心、合适、合理。合璧即会合双方的长处、吸取双方的精华。中国人做事都是奔着这些信条思考问题。中国人凡事要求合理，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做。合理是指合乎道理或事理，合乎事物的发展规律，合乎规矩。这种理念，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大家要合心合力做合适的事情。和的含义是指平和、中和、谦和、和平，君子和而不同。《易经》强调中和之道，包括天时、地利、人和。中华民族是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就是因为有《易经》的文化浸润了骨子的缘故。《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处事应象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坚毅刚强，发奋有为，永不停息。把“今日事，今日毕”当信条，相信勤奋劳动，能创造财富。中国人勤劳的目的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经济和科学领域里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勤奋。

勤劳节俭是中国主流文化思想。中国文化认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戒子书》)，是上至精英，下至百姓的行为准则。儒家文化强调“寡欲”、“节欲”。中华民族以勤劳节俭著称于世，总结出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至理名言。形成了勤劳奋斗，俭朴节约的传统美德。唯有节俭治国，节俭持家，才能保证国运绵长，家道不衰。

（十五）《易经》的创新和以身作则的管理思想

《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各行各业也要不断更新。《易经》的灵魂就是要善变，变的目是破旧立新，在产品的设计上和经营管理上要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生存和发展。围绕着《易经》产生了中国古代不竭的思想创新，不创新就跟不上宇宙的运动变化，就会被 淘汰。天地的德性就是不断地阴阳交感产生万物；不断地有各种新事物产生。这是天地阴阳交感化育万物的功能所在。因此《易经》提倡创新，提倡根据天地的变化，人的思想，经营管理也要跟着变化，采取新的形式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生生不息，发展不息，创新不止，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在管理上《易经》强调修已安人，管理者要先管好自己，凡事起表率作用，再来管理别人。已不正，不能正人，强调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上行下效。先做好人，再进一步把事做好。强调管理要与伦理结合起来。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它的目标是外圆内方。外圆的目标是圆满，均衡，统一与和谐。做为领导者管理者，工作不会掌握平衡，不会让各方势力基本满意，就会把局面搞乱。内方的目标是修已安人，达到公正、公平、合理的目标，如果处事不公正、不公平，肯定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管理者，最后会以失败告终。

（十六）不畏强敌和主持公平正义的思想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畏艰难困苦，与自然灾害斗争，与强敌斗争，与歪风邪气斗争，不屈不挠，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中国人从来就不畏强敌。我国的汉朝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匈奴人；北魏时期又打败了强敌柔然人；唐朝时期又打败了强大的敌人突厥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战胜了强敌日本帝国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今天我们更要弘扬传承《易经》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奋斗精神，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敌对势力，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时刻想着用武力与“和平演变”的形式，打败我们，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始终都不能丢掉伟大的斗争精神，不能放松国防建设和练兵打仗。更不能放松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否则，国家必然处在危险之中。

公平正义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公平是指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是指政治正义、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等。几千年来，追求公平正义，几乎成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第一准则，可见追求和主持公平正义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不畏强敌和主持公平正义，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谈何容易！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要征服全世界。只要与他们的文化制度不同，他们都要消灭。他们以经济实力和武力说话，不给你讲道理，不讲公平正义。鉴于此，我们必须在抓好经济、高科技、金融、反腐败斗争、工业制造、国防建设、民营企业、人口出生率低、农业和种子生产等工作和增强国力的同时，坚守住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教育阵地。西方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利己主义、纵欲主义等。这些与动物又有何区别？作为人类，应该与动物区别开来，应该仁慈、悲悯，相互帮助，遵守共同的公平正义规则，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爱好和平，不应该制造战争、杀戮，不应该掠夺别人的财物。西方文化却做不到这些。中国文化从诞生起，就是一套压抑人的动物性私欲，张扬人的伦理道德，主持公平正义的高层次文化。只有压抑人的动物性的私欲，给弱势群体让出生存的空间，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主持公平正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和幸福生活而奋斗。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和党执政的根基。我们实行的是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大多数人的内心都存在着自私、野蛮、贪婪的动物性，贪财贪色贪权利贪便宜是大多人内在的本性，这个发自内心的野蛮的私欲的力量是巨大的，难以估量的。让人们自觉压抑自己的贪婪、压抑贪财贪权贪色贪便宜的私欲是十分艰难的。这些人的自私的本性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对立的。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外力，如制度、严格监督才可能做到坚守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人学好难，学坏很容易。让人压抑自己的私欲，变成一个君子，就象走路爬坡，十分艰难。让人放纵私欲，做一个坏人，正象人走路下坡，很容易做到。我们中国文化在闭环的环境里，依靠皇权和家族势力的强力推行，依靠各种教育机构对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宣传教育。

几千年来才形成了一套有利于社会和谐、融洽、互济的文化价值系统，人人遵守伦理道德，大家按仁义礼智信的社会规则行事，社会和谐安宁。二是西方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截然相反。它代表的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只要全国人民相信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开国领袖的思想，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和平演变”的阴谋就无法得逞。因此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攻击消灭我们的优秀文化，培养在中国的代理人。用糖衣炮弹，俘虏我们党和国家各部门有权力的高级领导干部，替他们做事。几千年形成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怎么就被西方低层次的文化打的溃不成军了呢？

一是经过一百多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多数人的文化功底本来就不厚或者就不懂什么是传统文化，更不知道优秀的传统文化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好处，无法坚守阵地，一打就败。二是一些人的三观不正，本身就是利己主义者、拜金主义者，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利诱，主动投降了。三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本来他们是靠近前线指挥战斗的指挥员，由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不厚，理想信念不坚定，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我们几十年辛辛苦苦培养的一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一进入上级管理监督不严的环境里，一旦有了权力，很快就变坏了。糖衣炮弹无处不在，让人防不胜防。很多人感慨，在开放的世界环境里，做好人难，做坏人容易。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恰恰是让人抵御诱惑，做好人的文化，而不是做动物的文化，难就难在这里。

想做个好人就要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与自己的私欲的动物性作斗争。要节制贪欲，反思自己的言行，在金钱美色权利诱惑面前，要有定力，要经受住考验。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功底，谁能经受住巨大诱惑的考验？这是在跟自私的人的本性作斗争啊！西方文化任由人的动物性放纵，任由利己主义、纵欲主义的发展，在那里是合理的，没有人管你。这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不允许人的动物性放纵的，要求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压抑自己私欲的正人君子。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措施，教化人民群众，都由着自己内心的私欲行事，在西方利己主义文化面前，大部分人都很有可能被西方文化诱惑、同化，变成损害人民利益的坏人。这些坏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罚。

很多人就跟着学坏，不再以公平正义善良当做做人的标准了。这就是钱理群教授和曾仕强教授所说的，现在为什么人心变坏了的原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今后要靠什么才能抵御住西方低层次文化的进攻和诱惑？我们优秀的中国文化如何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呢？我们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文化思想与政治制度是一体的。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的安全！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大举进入我国各个领域和千家万户，把我们几千年来信奉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公平正义的规则，几乎被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已经被西方文化严重地侵蚀了，很多人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已经开始西化了。而对于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个人潜藏的巨大风险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改革开放后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让我们值得自豪的。

但让我们担忧的是，现在我们各个领域的利润有相当大的部分被外国资本家拿走了；我们原来的产品名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外国资本家采取各种花招给消灭掉了，我们却无力应对。一些领域已经被他们垄断了。企业不强何以强国！西方帝国主义一直采取“和平演变”的各种手段，从教育、文学、媒体、文化艺术、游戏等入手，正在通过他们在我国各个领域的代理人，做着消灭我们中国文化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大多数领导干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场文化战争，是一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争夺下一代接班人的残酷的战争。我们要立急行动起来，抓紧调整战略战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开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让人民群众认识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才能真正代表我们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才能维护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中央之所以坚定不移地坚持反腐败斗争，就是在消除被西方文化腐蚀的害群之马，维护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开展深入持久的宣传学习活动，人民群众才会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才能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信。现在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大多数不知道什么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都包括哪些？现在要抓紧在各领域的知识分子中普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他们起着关键的引领作用。建议国家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或者叫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院，规格应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样。还应该创办专门的国家级的中国文化大学。我们要下大力气，抓紧培养千千万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才。没有千百万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切设想都是空谈。

本来我们国家应该知识分子是掌握宣传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部分，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鲁迅、梁启超、刘半农、蔡元培、钱玄同等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成了带头批判否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成了崇洋媚外的急先锋。长期以来，我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以懂洋文为荣，以懂中国传统文化为“封建迷信”、为耻辱。现在必须以各领域的知识分子为突破口，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落实工作。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各领域为领头羊的知识分子，你可以不懂洋文，但必须牢记中国优秀文化的基本内容，言行不能违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价值观念。今后，各领域的知识分子晋升职称，必须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这项内容不合格不能晋升职称。国家干部招聘和提拔干部必须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不合格不能录用和提拔。中学生、高考生、大学生，都要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不合格不能录取和毕业。

国家研究生招生和毕业考试，要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不合格不能录用和毕业。就象考大学、大学毕业、考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干部招聘、职称晋升等考英语那样，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考试不合格的不能录取，不能毕业，不能提拔和晋升。我们要把党中央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战略决策落到实处。党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战略决策，是20世纪以来，中国笫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恢复伟大的中华民族魂，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阴谋得逞的关键一招。党中央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早已确定。现在党和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领导，要重视起来，下定决心，拿出具体办法，组织力量，形成合力，形成“势”，形成“军”，依靠党组织的优势，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共同学习传承践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把已经被西方文化抢占的各个领域的阵地再夺回来 ，并把中国先进的文化推广到全世界。21世纪是用文化征服天下的世纪。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抓住机遇，大胆前进，要充分发挥国家具有一万年独一无一的中国先进文化的优势，下大力气，做足文章。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领先于世界五千年。经过近百年的挫折后重新复兴的中国文化，必将继续引领世界！

（十七）注重因果和宽厚待人的善良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在待人接物，与人打交道时要有宽广的胸怀，要符合情理，遇事要替别人着想，要报吃亏态度，要礼让别人，尊重别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有容人的度量，与人为善，要求同存异，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损害别人的事情。中国人信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古训，举头三尺有神明，作了恶要有报应，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从古至今，宽容被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准则与信念。宽容、厚德是博大的胸怀、是仁慈，是中国人律已育人的准则。只有厚德，才能承载权力、财富和名声。如果人的德薄，承载了超过自己德的权力、财富和名声，就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崇尚修善积德，严以律已，廉洁奉公、节俭惜福。主持公道正义，扶弱救贫。厚道为人，坚持原则，是非分明，通情达理，多为子孙后代积累福报。

所谓善，就是在被动个体自我意识出于自愿或不拒绝的情况下，主动方对被动方个体实施的精神、语言、行为的任何一项的介入皆为善。善是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正面意义和价值，符合社会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意识。我们强调要多行善事，就是要多做有利于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情，坚决反对和制止损害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

任何事物的形成和结局都是有原因的。前面是因后面是果。有的年轻夫妇贪图个人享受，怕受累，不想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不要儿女。现在年纪大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身边无人照顾，感到孤立无援，开始后悔当年的决定。前面是因，后面是果。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们，浴血奋战几十年，牺牲了几千万人，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和平安定的美好生活。前面是因，后面是果。

据华大基因公司尹烨介绍：荷兰有一个男子，身高1.87米，长得帅气漂亮，高学历高智商，各方面都很优秀，但他生的后代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是自闭症。他自己也是自闭症。经人体遗传基因专家检测发现，每个人做过的所有事情，包括好事坏事，有害因素和善的因素，都进入人的精子的遗传基因里。从35岁以后，每个人每年都有两条基因产生突变，突变的方向是好是坏跟人做的好事坏事密切相关。这位荷兰男子的后代百分之九十多的是自闭症，跟他做的一些不良事情密切相关。西方这么发达的科学，只给我们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做注释。八八六十四卦，科学证明，人的遗传密码就是64个。我们的优秀文化告诉世人，多行善事，莫问前程。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为人有德天长佑，行善无求福自来。人为善，福虽未至，但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但福已远离。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大潮下，谁能坚守伦理道德的阵地，谁就能走的更远更平稳，其家族也会兴旺平安长寿。看来，西方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善恶因果关系确实存在。

（十八）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天下虽安，忘战必亡。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重视教战，先教后战的训练思想。孔子“六艺”中有“射”、“御”与军事及战争有直接关系。他主张建立一支由国君控制的训练有素、战力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撑国家和民众生存的基本力量，这一思想具有历史价值，为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所沿用。我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重视武备和国防建设，而且国防思想逐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这个时期基本成熟。这个时期产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等十多部军事著作。

历史进入秦汉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国防建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国防思想主张主要有：“义战却不非战”，“非攻兼爱却不非诛”，“以正法国，以用奇兵”，“以民为体”，“居安思危”，“富民强兵”，“寓兵于农”，“爱国教战”，“崇尚武德”，“尚战，善战，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等。在这些国防思想指导下，我国消除了无数次外敌入侵带来的战祸，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重视改善武器装备和研制多种兵器装备，重视军事制度，如征兵募兵制，后勤保障制度等制度建设，重视海防边防工程建设等，为保卫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到了清朝后期，由于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导致我国的经济、科技、国防建设长期与世界潮流脱节，使得我国军队的武器严重落后，无法适应打仗的需要。再加上我国人民长期受清朝统治者奴役、压迫、剥削，人民没有被组织起来，这就导致了我国近代以来受尽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欺负，逐渐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我国的国防建设才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十九）关于“忠恕”的思想

中国文化的“忠”主要是指尽心竭力，与人往来时一定要忠信，就是要用真诚的心对待别人。忠信乃立人之本。天之大德莫过于忠。“恕”就是对于一切人的过失不能一直挂在心上，念念不忘。恕再往前发展就是大慈大悲，就是要有宽广的胸怀对待别人的过失。《说文解字》说：“忠，敬也，尽心曰忠。”中国文化的“忠”是指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忠恕”就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别人，尽力帮助别人叫“忠”。“忠”又包含忠君之意、忠于国家，对长辈尽孝道。孔子把“忠”当作实行最高道德原则“仁”的条件。“忠”是中国文化的道德规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论语·里仁》）。现在讲“忠”也包含对国家的忠诚。

（二十）关于“孝悌”的思想

中国文化中“孝悌”的理念，是儒家伦理中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它己经成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尔雅》说：“善事父母为孝”。“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来在西周时期。孝的内容主要包括养亲与敬亲，顺亲与谏亲，传宗接代，丧亲与祭亲，立身立功以显父母。

第一，养亲与敬亲，是括要照顾好父母的饮食衣服居住等基本的生活，尽“反哺”的义务。对父母要有敬爱之心。能否敬爱父母，是区别人与畜牲、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第二，顺亲与谏亲，是指要听父母的话，按父母的意志办事，一切顺从父母。在父母犯错的时候，要委婉地提出建议，让父母能改正错误，这也是孝的内容。第三，传宗接代。古代把传宗接代看做是孝的重要内容。现在一些年轻人可能不认同这一观点。但如果年轻一代都贪图享乐，不愿付出，不愿尽抚养儿女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中华民族再伟大也无法延续下去，人都没有了，何谈孝？如果先辈们都这样想，哪有今天的我们？第四，丧亲与祭亲，孝的基本含义是“善事父母”，包括“事生”与“事死”两个方面。后者是前者的继续与延伸，它表达了子孙对逝者长辈的敬重与思念。《中庸》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事死”也就是古人说的丧亲，子孙表达丧亲之孝的形式，就是丧葬和祭祀，要举行葬礼和祭礼。第五，立身立功以显父母，也是孝的重要内容。立身是指必须首先存身，保全自己的身体。如果毁伤自己的身体，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自杀者首先是不孝。立功，《孝经.开宗明义章》说：“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光宗耀祖、光大宗门这是对父母祖宗最大的孝。

“孝”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守礼”，要感恩。百善孝为先。中国文化中的“悌”，是指要敬爱兄长，互相敬爱，包括兄弟姐妺和朋友之间的友爱尊重。“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儒家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

（二十一）关于“仁”的思想

中国文化的“仁”，基本精神就是“爱人”，孔子的“仁学”思想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施政理论，就是要施“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心和爱心。

孟子的“仁政”强调要“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反对兼并战争，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孟子的“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仁”指人们要互存、互助、互爱，要相互尊重和友爱。把“仁”的学说施于政治就是“仁政”。“仁政”学说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仁政”说，在政治治理中，要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重点在改善民生，加强教化，为政以德。强调利民、富民、保民、爱民、体察和顺应民心的向背，这是儒家“仁政”富民思想的特征。儒家认为，民生是治国之本，民以食为天，衣食足，有恒产才有恒心，满足了百姓的衣食需求，国家才能稳固而得到治理。

（二十二）关于“义”的思想

虽然前面从国家层面总体上谈到了公平正义，但在这个标题下，还要补充谈谈儒家文化关于“义”的看法。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义”，就是父慈、子孝、夫和、妇从、兄友、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等十种美德。

孔子认为，所谓“义”就是“适宜”。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制和道德，就是“义”。孟子认为“义”就是人的“羞恶之心”，也就是对于自己丑恶的言行感到羞愧，对于他人的丑恶言行感到憎恶。儒家没有规定“义”的内容，只是明确了“义”的含义——言行符合法和道德。孔子十分重视“义”，认为“义”是君子的本质，君子以“义”为上。

儒家认为“义”利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利是养生所需，是人的合理需求。而“义”则是人们追求自我完善的正路，在“义”和利的权衡上，“义”重于利，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人生在世为了生存和发展，每个人都有物质的需求，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富贵、美色，人人所爱这是人的本性。但是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通过正确的手段和途径获得利；与“义”相悖的利是君子所不取的。孔子指出，看到利益的时候，要想获得这些利益，是不是符合“义”，要见利思“义”。在利益和“义”面前如何选择，是区别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君子看重的是“义”，小人看重的是利。儒家认为“义”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四维》）。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追求利益而放弃了“义”，国家就会混乱，政权的根基就会动摇。

“义”的实质就是人所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即正义原则。正义是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之一。中国伦理是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之上的称为德性伦理。正义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正原则，人人必须遵守。所谓正义就是在社会等级之上维持一种基本的公平。公平是衡量官职的标准，因此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要公平。公平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和谐。“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既是正确之路，正义之路，就是人人都应当遵行的原则，否则社会就乱套，陷于无序，人性也会被扭曲。

（二十三）关于“礼”的思想

孔子提出的“礼”不仅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生等应秉承的礼仪，而且是君子采取一种正确的处理事情的态度。一是政治层面，要求人们遵循各种典章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起到统治国家的作用。二是社会层面，遵守各种社交礼节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三是人心自觉的层面，以礼数育人，让人们通过外在的行为规范，唤醒人的内在灵魂，使人立志于做一个有修养品德的人。四是每个人要切实负起自己所在位置上的责任，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又被很多人歪曲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论断。孔子解释说：国君做国君该做的事情，臣下做臣下该做的事情，父亲做父亲该做的事情，儿子做儿子该做的事情。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尽心尽职，这就是“礼”。

自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带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要打倒孔家店，彻底砸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直到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礼”已经所剩无几了。改革开放后，我国从领导干部、知识精英到平民百姓，大都疯狂地学习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就是“真理”，把包括“礼”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冲击的落花流水。新冠疫情期间，西方人不伪装了，开始撕下了伪善的外表，露出了凶恶的面目。他们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全是资本金钱的游戏。我们才看出西方人多么荒唐，多么没有文化。他们自私、纵欲、拜金、伪善、野蛮、霸道、目光短浅的所谓文化价值观念要摧毁这个世界，让人类濒临毁灭的边缘。现在我们才知道上当受骗。可是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知迷不悟。仍然被他们伪装成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文化所迷惑。实践证明，只有西方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西方几千年来就没有文化，就一本《圣经》，还把他们带向了歧途。它的高人一等的唯上帝正确论，容不下与它们不同的文化制度，必欲消灭而后快的思想，是世界动荡的根源。如果西方的科学技术毫无节制地发展下去，资源枯竭、道德沦丧、环境污染、核武器和人工智能等，就会加速人类和地球的灭亡。这种危险，我们二千多年前的墨子就预料了到了这一点。西方文化的贪婪和目光短浅，已经把人类逼上了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话还要回到我们谈的“礼”上来。从精英知识分子、各行业的领导干部到平民百姓，现在还有多少人懂得什么是“礼”？什么是“礼教”？这就是当前民间矛盾层出不穷，人为灾害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除了周朝是“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之外，自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把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智慧的“礼”说成是“封建礼教”，要彻底砸烂，现在看来是存在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什么是“礼”？“礼”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各自担当的角色位置上应遵守的规矩，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做官要守做官的“礼”即规矩，上对得起国家政府，下对得起自己应该服务的人民群众。做长辈、父母、叔伯、姑姨、公婆、岳父母等，要守长辈的“礼”即规矩，尽长辈的责任和义务。做小字辈的要守儿女、儿媳、女婿、侄子、外甥、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之“礼”，尽小字辈的责任和义务。

当老师的要守师长之“礼”，尽师长的教书育人的责任和义务。做学生、下属的要守学生、下属之“礼”，尽学生、下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做夫妻、兄弟、同事、同学、朋友的要守夫妻、兄弟、同事、同学、朋友之“礼”，尽夫妻、兄弟、同事、同学、朋友的责任和义务。商业合作伙伴要守合作伙伴之“礼”，尽合作伙伴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各行业工作人员，要守自己工作岗位之“礼”，尽自己岗位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才会各守本分，各得其所。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现在的状况是，原来几千年来形成的为人处世的“礼”，被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砸烂了，新的“礼”又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现在大家之间信任缺失，互不守“礼”，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礼”。分工不合作，分工不负责，自私自利成为常态。首先很多领导干部和各行业的精英，都不懂得什么是“礼”了，把几千年来形成的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的标准的“礼”砸烂了，大多数老百姓更是不知“礼”了，我们的精英阶层、领导阶层的大多数人都迷茫了，不知道是非对错了，社会就会出现混乱，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好人受气，公平正义缺失，道德沦丧，各种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也就是正常的事情了。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党员干部教育，应该从这些最基础的地方抓起，如果教育不结合实际，恐怕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二十四）关于“智”的思想

中国文化中的“智”是一种道德智慧，就是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与生俱来的“是非之心”。孔子提出的“智”，是指道德领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要知道什么行为是对的，什么行为是错的，什么行为才符合“礼”，才能做到“仁义”。孟子提出“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认为明辨是非，是“智”的开端。孔子把“智、仁、勇”并列在一起，讲“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在辨别是非善恶能力建设方面，我们国家走了很大的弯路。现在全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现象，根本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全国有相当一部分人辨别不清是非、对错和善恶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正确标准找不到了。过去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如忠恕、孝悌、仁义礼智信、中庸、自律、内省、利他、清廉、温良恭俭让、扶弱救困等为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经过一百多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一标准起的作用已经不大了。新中国建立后，全国人民以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和毛泽东思想为信仰，为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改革开放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完成经济指标的多少，当作政绩好坏和人才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结果是物质文明建设一手“硬”，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文化思想道德建设不被重视，毛泽东思想这个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被边缘化。

这期间的几十年，西方文化大举进入我国的各个领域，象洪水一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人还残留的那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西方文化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纵欲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文化成为了很多中国人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今天各个领域出现的思想混乱和消极腐败现象，都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大面积的失守，传统的正确的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大面积的丧失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被西方文化侵蚀、占领的严峻局面。过去都是我们华夏文化同化其他民族，何曾出现过被西方文化占领同化的局面？这是不是文化战争？是不是西方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和平演变”？朝鲜战争中一位被我们战败的美国将军说：不怕中国现代化、机械化，就怕中国毛泽东化。这从反面说明，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是何等的重要。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加大力度抓好经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本”，另一方面我们要突出抓好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建设这个“根”。铸牢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和党执政的文化思想根基。

因为这个“根”才是今后全国人民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标准，它是中国人民今后前进的方向！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任务虽然很繁重，需要重点抓的工作很多，我们始终不能放松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但也不能忘记文化思想道德建设这个“根”。还是应该首先抓“纲”，“纲”举目张。应该把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刻不容缓。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建设，应该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二是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和开国领袖的思想；三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应该由党的宣传部门和国家教育部门，把核心价值观念提炼出来，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内容编辑成书，在全体学生、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中，开展全面的深入持久的学习教育活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抓好文化思想灵魂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正象开国领袖讲的那样，要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常抓不懈。只要想让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党长期存在下去，就必须这样做。只有在全国人民心中建立起了统一的判断是非、对错和善恶的正确标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更加长久的繁荣昌盛，国家才能更加长久的和谐安宁。同时，这样做也为我们防止西方“和平演变”悲剧的发生建立起了一道钢铁的长城。

（二十五）关于“信”的思想

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一种德行。孔子认为，诚信就能得到任用。孔子还提倡“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是没有办法在世上生活的。孔子把那些不讲信用的人称为小人，是不与他们交往的。其次，为政者、国家的管理者要取信于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治理一个有千乘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要信实无欺。要使“民信之”（《论语·颜渊》），“不信不从也”（《左传·昭公七年》）。管理者必须先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后再去召唤百姓，不然百姓会认为你在折磨他们。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管理者讲信用，你所管理下的人民没有不敢说真话的。因此，诚信在人际交往和国家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文化的“信”就是讲的“诚信”。“诚”是指一个人内在的真诚，“信”是指一个人外在的信用。“人无信不立，不知其可也”(《论语.颜渊》)。诚信被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儒家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吕氏春秋.贵信》)。“诚者，自成也”(《中庸》)。“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河南程氏遗书》)。儒家文化的诚信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十六）关于“中庸”的思想

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主要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也包括了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叫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语言，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有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了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这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中庸是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要求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论语.雍也》)。中是不偏离，不能忽左忽右。正是走正道，走的直行的正。平指安定、安静、不倾斜、不凹凸，公平合理。和指和平、和谐、和睦、温和、和顺、喜悦。

中庸之道强调遵循天道，不偏不倚。它是一种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也是立足于大自然万事万物的天道伦理基础之上，蕴含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它是人类的思想宝库。

中庸之道是治国安邦的思想智慧，其核心是以中为本，用中为道。《中庸》指出：“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大道。天地各安其位，万物才能繁育”。中是本位，庸即用，是一种用法。中庸之道的原则，是守中致和，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的本质是系统秩序的和谐之道。“中”是万物运行的根本，“和”是万物达到“中”的境界的途经或者大道。

（二十七）关于内省和自律的思想

中国文化是内省的文化，自律的文化。孔子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说明中国人修身文化追求内在道德和谐和外在济世救人的统一，充分体现了“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内圣外王”一语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此语虽出自庄子，但后世多为儒家所阐释，成为了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内圣”是修身正心的过程，通过内省实现内对外王中内在心理的基本建构。道德主体通过内省对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进行审视、辨别、评判、调控和改善，不断修炼自己的心智，重塑自己的道德理想，以达到仁的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王道、仁政为目标。儒家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建构一种独特的人格理想。

中国文化追求“反身内求”的道德观、主张“为仁由己”。“为仁”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内省”，这种内省文化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尽心知性，反求诸已。通过内在省思发现内在的道德本心，启迪存在于心中的“善性”。发现心中之善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已”。孟子主张，在所有行为不能达成目标时都应率先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到位，内省的过程是对内在本心不断发现的过程。

第二，清心寡欲，自我节制。中国文化并不反对人们合理的欲求，但强调欲望要节之以礼，不能让不合理的欲望冲破道德底线。

第三，勤于反思，改过迁善。孔子要求弟子们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要求，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发现自己有不善的念头或错误言行要及时改正。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可乎？”（《论语·学而》）儒家内省文化不仅塑造了一种道德教育的方式，而且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道德境界。这与西方文化有了问题就攻击别人、指责别人、甩锅别人，而不知内省，形成鲜明的对照。

古人说“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正足以帅人”(《陈继儒《小窗幽记》)。自律就是以律人的标准，以律人的心态律己。曾国藩说：“君子责己，小人责人”。唐朝宰相张九龄说：“不能自律，何以正人？”宋朝大文学家苏辙说：“以恭俭自居，以法度自律”。自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制度；二是自我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能自我约束，放纵自我，就会走向危险的歧途。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是以事业心、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人生理想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就是告诫后人自律的名言。自律就是一种节制，一种反省，一种定力，一种远虑，一种智慧。自律可以避免犯贪婪、自私的错误。自律是阻止个人走向危险歧途的武器。为他人着想，为社会着想，严于律己，就能抵御住社会上的各种致命的诱惑，把握好自己。我们的古代先贤在这方面做的很出色。自律思想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教育的最好的教材，我们一定要很好地继承下去。

(二十八)以民为本和富民富国的思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出自《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礼记.缁衣》)。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认为，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民富则国富。只有百姓富了，国家才会有充足的财源，这种富国先富民的思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民众、国家、君主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维护君主统治有重要指导作用，是确定统治方法的重要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影响较大，曾经成为促进封建盛世形成的指导思想和抑制专制君主暴虐无道、残害百姓的思想武器。今天虽然时过境迁，但以民为本的思想，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十九)任人唯贤的人才观思想

孔子从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一直强调要任人唯贤。这就冲破了宗法制度任人唯亲的禁锢。从贵族以外的其他阶层中选拔德才兼备的贤才，使大批有能力的下层百姓有机会进入到参与社会管理的政治精英阶层，这是一个重要贡献。孔子继承了远古时代“尚贤”、“育才”的思想，并以此做为“选贤任能”的思想基础。孔子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第一、“贤才”具有道德修养、为人正直、为政以德；第二、要有出类拔萃的才华；第三、学识是衡量贤才的重要标准；第四、举贤才的目的是要求贤者治国平天下，具备一定的政治才能；第五、举贤才的前提是识别人才，品行不端者不能重用；第六、英雄不问出处，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我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选拔治国人才的政策，保证了选拔文官集团的稳定性。通过层层选拔，把中下层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到国家管理工作的各个岗位，为国家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才。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我们不仅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更需要采用多种形式培养人才。现在我们急需培养出千百万的科技创新人才，急需培养出千百万的经营企业和会抓经济的人才，急需培养出千百万懂金融规律和会控制风险的人才。也急需培养出千百万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急需培养出千百万民间传统中医人才。中国的省市高级干部应该精通中国历史，才能确保自己接管政权后，中国这首大船沿着历史正确的航向前进。不熟悉历史的领导者很难看清正确的航向。

现在人们得了癌症只能按西医的办法手术化疗，不仅大部分治不好，而且还把全家半辈子的积蓄搭进去了。想找个有水平的民间传统中医看病或调理身体，很难找得到。这是让今天广大人民群众最痛心的事情。建国初期，毛主席撤了卫生部贺诚、王斌两个要消灭中医的部长的职，还是没能挡住中医被打压而衰落的步伐！现在西医现代化医院越办越多、越大，可是住院的人还是住不下，住进去大部分疾病也很难看好。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还不值得我们全民思考吗？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局面？过去听人说，“京城四大名医”很厉害，用中医看各种疾病都能看得好，且速度快，花钱也有限。现在很难再找到这样高水平的中医人才了。近百年来，西方医疗利益集团，给中医编造了一顶“伪科学”的帽子，欺骗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从此再也没有多少中国人相信中医、支持中医了，包括卫生部门的各级领导们。这几乎毁灭了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多年，西医医疗集团把中医挤压的快生存不下去了。我们卫生部门的领导层，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医没有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用不切实际的考题考民间中医，致使绝大多数民间中医拿不到中医师执业证书，被迫歇业。其中有的已经行医五十多年了，因考试不过关，拿不到行医执业证书，也不得不歇业。这就逼着老百姓再穷也得到西医院花大钱看病。卫生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不仅不从实际出发，不为老姓着想，还充当了西方医疗利益集团阴谋消灭中医的帮凶，直接导致了今天老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实在让人痛心难过。现在民间传统中医几乎断代。有一个市的卫生局长，在工作中依照实际出发，采取了扶持中医的政策，却遭到了有关西医人士的攻击。种种迹象表明，卫生部门的腐败应该是重灾区，有些为了利益，故意打压中医的发展，应该大规模地拨乱反正。

幸运的是，现在我们党制定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化的政策，确立了指导思想。下一步关键是如何加快人才的培养，如何落实到位。如果人才培养跟不上，无人能挑大梁，那么，我们再好的战略目标，再好的思想，都难以实现。马克思说过：思想根本不会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不要以为思想改变了世界，如果你找不到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思想永远是象牙塔之物，思想永远是图书馆书架上布满灰尘的厚厚的典籍。它不会自动发挥效用。

(三十)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思想

儒家文化告诉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思想家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汉朝政治家贾谊说：“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中国文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有爱国的思想，对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积极入世”追求的是仁义，仁是内心仁厚，是一个人的道德圆满；义是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家族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天下的责任，对宇宙的道德终极关怀。

面对复杂不公平的社会，儒家文化始终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而担忧。但儒家没有消极、放弃、逃避，而是选择了勇敢积极地面对。孔子的入世行为，首先是自己积极入世，其次是教育弟子入世，再次是思想入世，用思想改变这个世界。儒家文化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明。儒家积极的入世情怀，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思想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百折不挠，走向繁荣富强的不竭的动力的源泉。

孔子之后，儒学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孟子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心性儒学。从唐朝韩愈开始高扬孟子的学说。宋代开始孟子学说得到了大发展。张载、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讲仁义、仁政、民贵、君轻、大丈夫、浩然正气，士可杀不可辱。规劝领导者要守法治规则，反对专制独裁。儒者要有气节风骨，有独立的价值人格。要求重建孔子道统，反对乡愿之学。另一派是以荀子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政治儒学，在宋代以前这一派占统治地位。他主张儒者都要出来做官，为政府出谋划策。如果儒者不出来做官，那官位就会被滑吏和坏人占据。他们占据官位对老百姓不利。君子当官能理解立法的精神，能帮助国家建立起各种合理的制度，权衡有标准，有纵深，对百姓对国家有利。他主张儒者要当好领导者的秘书，利用好这个岗位，为百姓为国家多做一些有利的事情。荀子也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伟大人物。

(三十一)“利他”的文化思想

我们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伦理道德文化。前面谈到什么是道什么是德。这里需要再重复几句。所谓“德”就是在与人交往时，让别人有所“得”，舍己救人，丈义执言，主持正义，扶弱救困，见义勇为，资助困难的人等，都是让别人有所“得”，你就得到了“道”，你就有了“德”。这就是“利他”的文化思想。我们中国一万年的《易经》文化，尤其是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伦理道德文化，所以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利他”的文化。

中国文化一直倡导“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大公无私，先人后己，舍己为人，扶弱救困的文化理念，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再所不惜。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他”的思想，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的伟大精神。不论儒家文化，还是道家、墨家文化、佛家文化都充满了“利他”的伟大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老子的“上善若水”和墨子的“兼爱”佛家的“众善奉行”就是强调要为别人多奉献。当遇到路人有困难时要施于援手，尤其是对残疾人、小孩、老人需要帮助时，更要给予照顾。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利己”和“利他”的相反的两种力量。一些人之所以能够在“利他”方面表现突出，就是在于对“利己”思想的克制。这种克制力量来源文化的教化，即伦理道德文化的魅力。

几千年来，中国人信奉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思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中国主流文化是抑制个人私欲，为弱势群体让出生存空间的文化。反对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纵欲主义、享乐主义。几千年来，大多数人的修养，都向往着儒家文化指引的正人君子的方向迈进。

中国道德系统一直是以“利他”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过分“利己”，就会遭到社会的嘲笑与打击。“利他”在传统文化乃至现代文化中都被视作“善”，善是人们所敬仰的行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书.伊训》)。“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尚书.商书》)。“利他”、“善”、“德”都是统一的。“利他”包含着善良和正义，是一种社会责任，是教化的结果。几千年来，“利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行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要求人们，以“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社会“利他”思想文化的发展。

(三十二)丝绸服饰饮食陶瓷建筑琴棋书画茶艺武术等生活智慧文化

这些方面的文化也是文化的第一个层面的实物工具文化。这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工具层面、制度层面和核心价值观层面都谈到了，但本文所谈的重点还是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文化。

1、中国丝绸文化。中国丝绸有六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新石器中期，中国就开始养蚕、取丝、织绸了。到了商代，丝绸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工艺水平较高了，开始有了复杂的织机和织造手艺。唐朝是丝绸生产的鼎盛时期，产量、质量和品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宋元时期，丝绸的花色品种有了明显的增加，出现了宋锦、丝和饰金织物三种有特色的新品种。丝调在明清两代商品化趋势明显，丝调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

2、中国服饰文化。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朔到原始社会。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世本》及晚一些的《淮南子》记载，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服饰历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后期。有巢氏是最早教民用动物毛皮做衣服的人，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服饰文化史的起源。商代服饰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商代已经能造精细织造的极薄的绸子，提花几何纹、锦、绮和绞织机的罗纱。分上衣和下衣，头上有着冠。中国冠服制度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经完善。春秋战国时期，面料和服饰得到了大发展。秦汉时期，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饰面料重锦绣。西汉时期，依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运往西域，历经魏晋、隋唐从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隋唐时期时兴汉服形制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宋代是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有官服、便服和遗老服三式。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明代“上承周汉，下取唐宋”。明朝官服为正红色，其他朝代都以紫色为官服。清代流行满族服装。清代官服为长袍马褂。

3、中国饮食文化。自燧人氏钻木取火，中国熟食开始进入石烹时代。伏羲氏教人结网捕鱼。神农氏是农业的开创者，尝百草，开创古医药学，发明耒耜教民稼穑。陶具使人们第一次拥有了炊具和容器，为制作发酵性食品提供了可能。鼎是最早的炊具之一。黄帝作灶，始为灶神，集中火力，节省燃料，使食物熟的快。南方出土了八千年的水稻和煮制食物类似于锅的石臼。秦汉时期开始用釜。“蒸谷为饮，烹谷为粥”。首次烹调方法区别食品。蒸锅发明了，叫甑。蒸盐业是黄帝臣子宿沙氏发明的，从此懂得了烹与调的区别。

周秦时期是饮食文化的成形时期，以谷物蔬菜为主食。汉代饮食文化为丰富期。这得益于与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了石榴、芝麻、葡萄、胡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莴笋、大葱、大蒜，还有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芝麻烧饼等。刘安发明了豆腐，东汉发明了植物油，原来吃动物油。

唐宋是饮食文化的高峰，过分讲究。明清时期是饮食文化的又一高峰，混入了满蒙的特点，满汉全席代表了清代饮食文化的最高水平。

中国饮食文化绵延了170多万年，共推出六万多个传统菜点，两万多种工业食品，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共有川菜、鲁菜、苏菜、粤菜、浙江菜、闽菜、湘菜、徽菜等八大菜系。

4、中国陶瓷文化。据2014年浙江义乌桥头遗址考古发现，中国至少在九千年前就有了技术水平相当高的彩色的陶器了。中国是陶瓷的故乡。中国陶瓷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大约在商代中国的瓷器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宋代名瓷名窑已经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江西景德镇被称为瓷都。元代产出的青花瓷已经成为瓷器的代表。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可以成为中国的代表了。

隋朝有了白瓷。唐朝真正进入了瓷器时代。越窑和邢窑为代表。到了元代白瓷开始流行。明朝开始以白瓷、青花、五彩瓷为主。清朝瓷器可谓登峰造极。除以景德镇官窑为中心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并取得了很大成就。

5、中国建筑文化。早在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原始人，就已经知道利用天然的洞穴作为栖身之所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就开始利用黄土层为墙，用木枸架、草泥建造半穴居住所，进而发展为地面上的建筑并形成聚落。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的方形及圆形浅穴式房屋来看，中国建筑至少有六七千年的历史。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隋代的河北赵县的安济桥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北京明清两代的故宫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建筑衍生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规模建筑群。我国的古典园林，如苏州的拙政园、狮子林、留园、承德的避暑山庄、北京的颐和颐、扬州个园、上海的豫园、无锡的寄畅园、顺德清晖园、岳阳楼、泰山岱庙、江西的千户苗寨等等，它们的独特艺术风格，使其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这一系列现存的技术高超、艺术精谌、风格独特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中国琴艺文化。琴艺文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央。古书记载，伏羲作琴，神农氏作琴，黄帝造琴，虞尧造琴。古琴曲现存3360多首，琴谱130多部，琴歌300多首。

古琴五音“宫、商、角、徵、羽”与天地中的阴阳五行、人体五脏六腑一一对应，五音的和谐旋律有助于调节五脏六腑的阴阳平衡，使气血和畅，缓解压力，抵制抑郁，戒躁，可以静心启智，陶冶情操。因此，琴艺一直是我国人民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在技艺方面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7、中国棋艺文化。象棋和围棋是中国代表性的棋类。棋艺文化发源于中国。博弈是中国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和陶冶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

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象棋的正式记载。当时象棋已经在贵族阶层流行开了。宋朝时期象棋定型为近代模式。32枚棋子有河界的棋盘，将在九宫之中等等。民间有了称为“棋师”的专业者和专制象棋子和象棋盘的手工业者。元明清时期象棋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理论专著，如《梦入神机》、《竹香斋象棋谱》等，新中国建立后，象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6年象棋成为我国体育项目。

战国时期的《世本.作篇》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尧发明了围棋，他儿子丹朱又完善了围棋。围棋具有教育和启发智力的作用。《左传》记载“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春秋文献上屡次出现围棋的记载。汉代时期，围棋已传遍全国。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围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围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8、中国书画文化。中国书法开始于汉字的产生阶段。中国汉字大约起源于八千年前，斐李岗文化中手制陶瓷上有较多的符号，是汉字的雏形。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中的半坡遗址发现的汉字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有了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草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有序发展。秦朝开创了书法先河。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推行的是秦篆又叫小篆。东汉有汉石刻和瓦当玺印文及简帛盟书墨迹，这时期汉隶成熟了。三国时期楷书开始发展。晋朝出现了书圣王羲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魏碑，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的书法。唐代书法达到鼎盛，楷书、行书、草书高度发达。宋朝书法重哲理性、书卷气、风格化、意境表现。清代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的成就，可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

中国绘画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有七千多年的历史。最初是画在陶器上、地面和岩壁上的一些象形符号。这些符号进化成了文字和绘画，邵“书画同源”。中国文字与绘画的起源是相同的。汉字的象形、形声造字方法就起源于绘画。到了汉代，中国绘画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技法分为写意与具象。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夏商周三代绘画以人物肖像为主，画在墙壁上、丝帛上。汉代绘画进一步发展，壁画、帛画、木刻画、木版画、画像石、画像砖都较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出现了。隋唐五代时期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宋朝绘画成为了商品，各画种全面发展，画派很多，成就最高的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元代是山水画大发展的时期，主要是空灵和写意，取得了巨大成就。赵孟頫是著名的山水写意画家。元代还有四大画家，如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明朝山水画派林立，最著名的有浙派、吴门派、华亭派。明代前期院画占主导地位，中后期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很大发展。清代初期山水画继承了董其昌等人的风格，以“四王”比较突出，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正统画家。令明末清初画坛一新的是石涛、八大山人、弘仁、髡残等四僧为代表的有创新精神的画家。山水画家还有吴历、龚贤、樊坼、高岑、吴宏等“金陵八家”。乾隆年间以金农、郑燮、李鲜、罗聘等“扬州八怪”为代表，都是画坛革新人物。清代人物画成就不及山水画和花鸟画。

9、中国茶艺文化。中国茶起源于神农氏时期。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传遍全球。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发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朝，普及于明清之时。茶艺也称茶道，汉代张良制造药茶一一黑茶薄片，后称“渠江皇家薄片茶”，是黑茶的起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明茶对中国人的重要。唐代陆羽写出了全世界第一本关于茶叶的著作《茶经》。不发酵的茶称为绿茶，全发酵的茶称为红茶。泡茶既讲究水，又讲究壶。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壶最有名气，价比黄金。茶中含多种维生素、茶素、精油、氟素等成份，有明目清脑、利尿、提神等功能。常饮茶，易延年益寿，修身养性。外国人研究发现一片茶叶含有500多种化学物质，可以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它含有咖啡因、丹宁、酚类、徽量元素锰等对人身体健康有利。绿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能够增强人的防病抗病能力。中国茶叶是古“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它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现在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喝茶。中国茶艺文化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0、中国武术文化。武术起源于中国元始社会。止戈为武，中国武术均以“制止侵袭”为技术导向、引领修习者进入认识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传统教化方式。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财者也”(《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武功，在个人是制止侵害，维护自身安全和权益的功力；在国家，是戢兵保大而定功。

先秦时期武术有了一些发展，唐代是武术兴盛时期，唐武则天开武举，少林武术最早记载是起于唐朝初年。宋代武术走向成熟，在民间已有了研习武艺的组织并开始出现一些流派。元代有了武馆，明清时期民间习武更为广泛，门派林立。中国武术自唐宋后，逐渐传向国外，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国家习武者增多，形成了一些武术门派。中国武术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11、中国雕刻雕塑文化。中国的雕刻雕塑起源于公元前6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公社。那时候主要是陶塑人像、石雕与骨雕人像。夏商周时代雕塑作品侧重于动物外形、饰物和人物的捏塑。我国青铜器起源于史前时期，在黄帝时期就有了成熟的冶铸技术。青铜器在夏朝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艺术代表了那个时代雕塑的最高水平。“司母戊大方鼎”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秦代雕塑表现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亭阁楼榭、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兵马俑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雕塑水平。汉代雕塑在继承了秦代恢弘庄严的基础上突出了雄浑刚健的艺术个性。表现在纪念性石刻和园林装饰性雕塑上。霍去病墓石刻群雕，在中国雕塑史上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特色是宗教场所的雕塑比较发达。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有大量的佛像雕塑，有石雕、木雕、泥塑、铸铜等。佛像雕塑成为了中国石雕的主体。隋唐是宗教、陶瓷、肖像雕塑的空前繁荣时期。宋金时期，出现了大足石刻，它是中国雕塑史上的一大奇观。元明清时期的雕塑，主要是寺庙塑像、石窟造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玩赏性作品有所发展。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雕塑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就是其中的精品和经典。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创作的大型泥塑作品《收租院》组雕和《艰苦岁月》铜雕塑都是杰出的作品。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有这么多项。可能还有一些没有被概括进来，请各位专家学者再进一步提出来。以上我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进性表现的基本方面。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落后的方面或者叫糟粕的方面呢？有，这是不容否认的。我个人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缺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重视工匠技术。过去是封建皇权下的官本位社会，工匠人才和工匠技术不被皇权重视，工匠人才的地位很低，这是导致我国科技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是封建皇权社会，对个体生命和权利的蔑视。皇帝官员权利大无边，杀人几乎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更不要说老百姓的其他权利了。这是封建皇权社会的一个毒瘤。三是封建皇权社会一直打击私有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皇权认为，如果私有经济过度发展，富可敌国，将危及皇权的安全。因此，我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皇权都打击私有经济的发展。四是我国文化中有崇拜和服从圣贤、权威的习惯，不敢质疑和批评圣贤、权威，缺少冒险探索精神。这种文化和思维不利于国家各领域的创新发展。

现在一些年轻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误解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才会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应该把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的儒家文化与占统治地位的加带私货的专制主义的皇权制度文化区别开来。引导年轻人从源头上研究汉朝之前的纯正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不会误解儒家文化了。儒家文化要求把人民放第一位，把皇权放在次要位置。让子孙后代更客观、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儒家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更自觉地接受儒家文化先进的思想理念，让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部分、核心部分的儒家文化，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真正信仰就是自己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它指引着我们战胜了无数次的艰难险阻，让中华民族在诸多方面长期处于世界辉煌和领先的位置。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高度一致，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它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现在我国正在经历着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反帝反封建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为我们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为我国走向富强开辟了新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批判否定自己过去的文化思想和政策的，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过激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1989年前后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六四风波”，都是否定我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激的错误的行为。现在党中央开展的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前两次有很大的不同。这次是在总结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纠正前两次的偏差，在反思过去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我国具有一万年历史的文化，基本上是正确的伟大的先进的文化。正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它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丰厚的文化沃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党中央做出的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战略决策，为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拨正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必将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古为今用。纵观世界，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历经万年的历史而从未中断过，说明中华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本文列举的三十二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展现了中国人的灵魂和精气神。它是中国人的独特的标识。我们今天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全面建成中国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思想理论体系，引领中华儿女沿着历史进程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一个民族的复兴是以文化的复兴为条件的。我们要高度警惕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抵御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的侵蚀，因为要灭掉一个国家、灭掉一个民族，都是从文化入侵开始的。我们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夯实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执政的文化思想基础，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不动摇，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大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让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扎根，这是保证社会主义中国长盛不衰，防止西方敌对势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前提。

京派易学创立人王耀田先生简介：

王耀田(原名王庆革，笔名王耀，老根)，男，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先后深造于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人，祖籍山东济宁金乡。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国际易学联合会信息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央视决策中国专家智库联盟副理事长。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主讲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日报《时代潮》双周刊编辑等职务。

进入21世纪以来，被聘请长期为国家金融系统的各省市县级单位讲授周易学、住宅环境健康运势学、中国象数派姓名学等课程，并在课后为众多高端客户规划住宅和企业环境、家庭成员名字及企业名称。

从2006年年底，我国科学和文化界暴发了一场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伪科学”的大论战。我国科学家长期把“科学”当做“真理”来研究，科学界竟然无人知道“科学”的真正定义，中国科学院宋正海研究员等150多名科学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联名上书，请求上级领导给“科学”下一个定义，不然的话，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被国内一大批西方文化代理人以“伪科学”的名义消灭掉的危险。王耀田先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慎用“伪科学”一词一一谈谈科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王耀田先生第一次给西方所谓“科学”下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定义。这个正确的“定义”，明确了这场论战的是与非、对与错，为论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起到了正确的引领作用。文章捍卫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严肃批判了西方文化代理人崇洋媚外的错误思想，在我国科学文化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文章指出：所谓“科学”是一种分科而学的知识体系，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本身不是真理，不代表绝对正确。它只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和手段。它有利也有弊，它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另一方面又阻碍着我们继续认识真理。因为科学这个认识真理的中介工具，受到了人类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传统文化是另一种超前的思维方式，它是比西方科学更有智慧更具有真理性的思维方式。它不符合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本身没有任何错误，只是思维和认识方法不同而已。不符合西方科学，并不能证明就是错误的。判断论战双方是与非的根本标准，就是“科学”的定义。现在判断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伪科学”的这个根本标准已经大白于天下。反“伪科学”的斗士们，再也不能欺骗人民群众了，再也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污蔑为“伪科学”了。更不能以“伪科学”的名义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了。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捍卫和传承关系着中华民族灵魂和命脉的传统文化，是关系着中国今后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天大的事情。它是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由衰落到逐渐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我国文化教育科学界由盲目迷信西方文化到逐渐觉醒自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我国大批知识分子由崇洋媚外和彻底否定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到自觉捍卫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为后来党中央做出的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战略决策，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王耀田先生后来又提出了西方科学是功利性科学，是不断否定自己过去提出的理论概念的学科。规律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说明西方科学是不符合规律的、也不是真理。西方科学的发展违背了人类的初衷，它已经具备了随时毁灭人类和地球的能力，这是把西方“科学”当做真理来研究的科学家们始料不及的。中国《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是自然科学，是宇宙自然万物长期共生存的理论，它本身就是符合“道”的千年不变的真理性思维。

在“国学”热的背景下，词典上又查不到合适的“国学”定义的时候，王耀田先生第一次为中国“国学”下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定义。王耀田先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和主要内容》的文章，第一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地全面的疏理。

2019年王耀田先生被国际易学联合会信息科学专业委员会评为“2019年度优秀易学传承导师”。在2022年度全国影响力人物评选中被评为最具影响力国学讲师。王耀田先生创立的“京派”易学，主要包括中国象数派姓名学、中国时方派风水学(含住宅环境健康运势学)、汉字意象预测学和人生运程规划学等。出版著作20多卷，发表国学易学论文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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