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中西医在健康管理中应用的理念差异有效融合—共同构建科学的新的健康管理体系
(原标题:将中西医在健康管理中应用的理念差异有效融合—共同构建科学的新的健康管理体系 河南金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修贺明 云南抱云归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刘宏彬)
摘要:中西医在健康管理实践中的思维模式不同,也就是说其应对健康管理的方法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原因来自于各自发展历程的迥异。中医始终认为健康的维护是建立在整个机体机能平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任何简单的内或外在的不利因素引起的。因此,干预人体正负调控系统(阴阳)平衡,就是它的核心体系。西医大多认为疾病的管理是核心,就是想通过加强负反馈系统的能力,来达到去除某些典型的疾病症状是其主要目的,而忽视了正反馈系统与负反馈系统共生共存的自然规律。其原因是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主要重点放在了“点”上,总想从某一个关键节点上的干预而解决问题,忘记了健康是建立在全身整个系统功能网络综合作用之上,即调控身体机能的动态平衡并使之处于合理区间的结果。这种干预某些“点”对于一些疾病是可以达到其目标,而对于大部分复杂的疾病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中西医对健康管理实践应用提供的科学价值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缺点。为了科学的继承发展健康管理产业,要注意优势互补、去粗取精,方能达到更高层次水平。
关键词:中西医 健康管理 差异 融合 未病
前言;从我国现有的健康管理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存在着两大管理体系,一个是独立的健康管理板块;另一个是依托于医院的健康管理板块;从管理技术来源分,绝大部分主要以西医技术为主,少部分以中医技术为主,个别的则能够做到中西医结合,但是,大都流于表面形式,很少能够做到有机结合。依此,如何使中西医技术的各自优势充分互补,有机结合,达到共同构建科学的新的健康管理体系。我们必须认真的从其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现有的中西医健康管理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合理化建议。
一.中医主要健康管理的起源及形成
中医主要健康管理的核心理念“未病”的起源及意义
“未病”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中素问·四气调神论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其通俗含义就是:高明的人不是在生病之后才去治疗,而是在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进行预防;不是在身体的功能发生紊乱之后才去调理,而是在身体的功能还没有完全紊乱的时候就进行调控,说的就是这些道理。当疾病已经发生之后才去用药治疗,身体的功能紊乱之后才去进行调理,就好比口渴了然后才去掘井、战斗已经开始了然后才去打造武器一样,不是太晚了吗? 这段话从正反两方面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已成为现代中医预防医学的座右铭,也应是现代医学预防医学的终极目标。
不治已病治未病”是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来的防病养生之策略,是至今为止我国卫生界所遵守的“预防为主”战略的最早的比较完备理论体系,它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已变防渐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整个社会每个人不但要注重治疗疾病,而且要防病,不但要防病,而且也要注意控制疾病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在疾病变未产生之前就谋划好并且能够真正实施的干预及治疗方法,这样才能真正的掌控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权,从而达到“上工之术”的目标。
而后,孙思邈在前人理论基础之上,在《千金方》里明确提出来相对完整的更为通俗易懂的,评价中医的疾病全程控制的三个层次理念,他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他把疾病发生的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未病,欲病,已病。这个理念与现代预防医学的三级预防观点十分近似,即:最高明的医生具备防止疾病发生的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医生具备阻止疾病将要发生的能力;最次的医生只是具备治疗已经发生疾病的能力。当然,前者肯定已具备远超后者的医疗技术水平,具有“超”早期干预疾病发生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上医。
未病的未,表示否定,相当于“不”、“没有”【1】。未病应该是指身体机能失衡相对早期,调控机能已失去稳态进入动荡期,只要稍微进行调控就能回到正常状态,不能称之为病。
欲病的欲,表示将要,即将、将会【1】。欲病是指严重的机能失衡期,机体本身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代偿,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变,即将跨入疾病状态,谓之欲病。
已病的已,表示已经,早已、已往【1】。已病是指进入严重的失代偿期,并且已出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变,谓之已病。
治未病是采取预防或干预手段,防止疾病发生的方法。也是中医治则学说的基本法则。治未病的广义范围包含有三种意义:一是防病于未然,强调养生,预防疾病的发生,这些措施的使用大都发生在住院之前;二是疾病发生之后要防止其继续恶化,强调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需要及时控制疾病的发展,这些措施的使用大都发生在住院之前和之中;三是当疾病得到有效控制或治愈之后,应注意防止疾病的复发及清除相关后遗症,这些措施的使用大都发生在出院之后。那么,健康管理的目标人群就十分清晰了,就是那些不需要住院治疗和出院后的需要康复的人群。
首先从中医的养生理论体系形成来看,深受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周易》中的居安思危、天人相应、中和平衡观等;道家自然养生思想中的道法自然、以柔为贵、清净无为等: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中和理念、重德理念等。那些医学先辈们在构建自己的医学理论框架时,自然而然的受到原有文化基础的影响,从词汇到含义。做到兼容并蓄、相互补充,使原本零散的养生文化知识,超越了原始的直观经验总结。而上升到相对理性思维的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发展其内容,从而建构出自成体系的中医养生理论。现代中医养生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全面运用了先哲们的整体思维、取象思维和辩证思维方案,将多种思维模式中精华提炼出来,然后加以综合利用。整体观的意义是最为符合自然的健康管理范式。
中医健康管理的人体功能的基础脏腑学说的起源与含义
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等描述了五脏六腑。中医的五脏六腑指的是心、肝、脾、肺、肾属于五脏,六腑则是胆、胃、大肠、小肠、以及三焦、膀胱,是人体重要的内脏器官。以现代医学的相关知识的角度分析,五脏六腑的含义比较复杂,既有现代解剖学的含义的有形器官成分,也有相当的机能学成分。他不是完全具体到实体器官的现代医学的含义,而是以一组功能学赋予脏器的含义,是一个无形与有形成分的融合体系。中医学认为,人的有机整体是以五脏为核心,配合六腑,以经络作为网络,构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统一体。不仅在生理上相互协调,在病理上常常通过一定的途径或规律相互影响、相互传变。构成了早期中医认知人体功能的基础,在那个时代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现代系统医学的快速发展,已经证明了中医学方法论的正确性与前瞻性和局限性。
对于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知识,我们只不过完成了主要功能的的初探,许多更为深奥的功能还在发掘中。
就肝脏而言,中医认为肝在五行中属木,主升降。肝为魂之处、血之藏、筋之宗。肝开窍于目,主筋,其华在爪,在志为怒,在液为泪等。因此,中医讲的“肝”既涵盖了西医的实质器官肝脏的消化营养方面的功能,又包括了精神情志、循环系统和运动系统等的部分功能。是指肝、心、大脑、神经、脾胃等脏器的部分功能交织的网络体系的观念。
而西方医学对肝脏功能的认识同样也是充满戏剧性,公元二世纪罗马希腊医生盖伦(公元约 129-216),他相信血液起源于肝脏, 并“与心脏和大脑共享自然、动物和生命灵魂的三重控制”这遵循了希波克拉底的教义【2】。 意大利外科医生里瓦(Riva,1627-1677)的画作首次清晰的展示了肝脏的解剖学位置与外观,20 世纪才是现代肝病学时代的开始,受到物理和生物科学、流行病学、免疫学、微生物发现、病理学以及光学和电子显微镜等指数级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大量解剖学研究揭示出包括人类肝小叶及其微循环单位某些特征【3】.以及本世纪早期几十年就已设计测试的一系列生理、病理生理和生化功能【4】。包括血红素 分解代谢为胆红素; 胆汁的成分和功能; 糖原生成、糖异生和碳水化合物代谢的其他方面; 尿素合成作为蛋白质代谢的最后阶段; 其解毒过程中,不堪重负而导致微泡和大泡脂肪变性的肝脏脂质代谢紊乱的各个方面,使人类对肝脏生理病理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肝脏的各种功能由肝脏所有细胞共同来实现。肝脏通常与其他系统和器官功能相结合负责多达500多种不同的生理功能【5】【6】【7】。令人叹为观止。例如:肝脏的内分泌功能逐步被发现。G. Ponchon(1969)等人发现肝脏是(25-羟基维生素 D3 [25(OH)D3],骨化二醇)主要合成分泌器官【8】;Klara Sjögren(1999)等人发现肝源性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 (IGF-I),一种多肽激素【9】;Komsa-Penkova等人(2018)胎球蛋白-A【10】、T Nishimura等人(2000)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 (FGF21)【11】等等。
不管从解剖学和功能学角度,肝脏功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超过了其它所有器官,因此,形成了对其他器官功能影响的中心地位,也就突出了其功能的失衡所带来的对其他器官病理生理上影响的显著地位。当然,我们也不否定其他器官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不管是从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很多疾病治疗,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一定要多考虑“肝脏”因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结果,也就突出了整体医学对于疾病的治疗所带来的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中医健康管理的有效性的观察指标气血状态含义与数据化
中医学的气是指客观存在于人体中的一种功能物质体系,具体的气,是指在体内不断循环往复运动的精微物质,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又对生命活动起着推动和调控作用,气运行于经络之间。气和血的关系而言,气属阳,血属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舍,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根本,相互促进和增长,密不可分。对于脏腑而言是维持其功能的源泉,也是评价阴阳与虚实平衡状态的根本。
所谓的气,是血脉运行的动力。即从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角度是指心脏、血管的功能总成,也包括其他体液的运输以及维持机体功能的基本物质的一个完整体系。例如:维持机体功能的基本物质的葡萄糖、蛋白、脂类、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分子。气对人体功能起到了推动调控作用、温煦凉润(恒温)作用、防御作用、固摄(维护固定,防止丢失)作用及中介(传递信息与对载体感应)作用,而血则是运送这些基本物质的载体,气的功能则包含在血中,即气血的不可分割性。血循脉而流于全身,所运载的气发挥营养和滋润等作用,为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活动提供必需的营养以及信使物质和回收处理废物,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保证。传统医学对血这一概念的诠释,较为符合现代的解剖学、功能学机理。这些“气、血”成分,转化为现代医学指标时,有相当部分可以被检测和数据化,为其表象变化的分析和结论提供支撑。
因为,人类机体不管是在正常或异常的情况下,气血状态的变化在脏腑、四肢百骸等相关系统中必然有所反映,其表象(望、闻、问、切的结果)数据易于获得。同样这些表象在人为的干预后也会出现变化。可能得到三种结果:一.没有明晰的变化;二.获得可靠而理想的变化;三.异常表象趋于加重。这些气血状态数据结果的出现表明,它们是中医健康管理技术是否有效的评价指标。而西医的某些检测数据变化也能对应的显示出一些中医表证变化,并且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文献发表,确实能够提供其科学的数据化支撑作用【12】【13】【14】【15】【16】。
二.西医健康管理的起源与形成
公元前约460- 377 年希腊医生科斯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被认为是西方世界的医学之父,也是一所学派的创始人,根据该学派,人体被保留为四种液体的容器,即所谓的体液 。 血液、粘液、黑胆汁和黄胆汁就是这些体液,健康是由这些物质的平衡状态构成的。 反过来,疾病是它们失衡的原因【17】。在文艺复兴时期(十四至十八世纪),杰出的医生和学者提出了其他健康概念。德国裔瑞士医生兼炼金术士俗称帕拉塞尔苏斯,1493-1541)认为,人类健康存在于人类微观世界与整个宇宙宏观世界之间的和谐对应之中【18】。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医生和天文学家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1553)就提出了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创新观点。 根据对当时许多严重传染病的观察,弗拉卡斯托罗假设,疾病是由“病菌”(疾病的“种子”)的传播决定的,这种病菌通过直接接触或个人物品的手段从病人传播到健康人【19】。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和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1813-1878)被认为是将实验原理应用于生命科学的先驱,他阐述了生物体“内部环境”(“milieu intérieur”)的概念, 导致后来对人类体内平衡的理解【20】。 伯纳德并不认为健康和疾病是严格分离的实体,而是相反,将其视为连续谱的两个组成部分,可以将其中之一合并到另一个中【21】。著名的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维尔肖提出了细胞作为所有病变中心的概念。法国,当时最杰出的生理学家是克劳德·伯纳德,他提出了内部环境的概念——细胞内部和周围的化学平衡——及其稳定性的重要性。但是现代西方健康管理实践中并没有很好的延续这一理念。
西方的健康管理的模式脱胎于西医医疗管理模式,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健康教育接受度、医疗保险普及率等等相关因素影响。因此,他们始终将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作为其业务核心。而常见病慢性病预防则不是他的业务要点。因为,这些管理并不给资本带来快速的收益。它还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难题,就是接受健康管理的人受益程度远远不如接受西医治疗效果快速明显,依从性较差等。也预示着人们过于在乎眼前的收益,而不着眼于更长远的利益。
三.中西医在健康管理发展过程中各自优势和劣势与互补性
西方早期的健康理念与中医早期的理念基本类似,但其形成时间要远远晚于中医【22】。例如:希波克拉底的“健康是由这些物质(血液、粘液、黑胆汁和黄胆汁)的平衡状态构成的。 反过来,疾病是它们失衡的原因”。帕拉塞尔苏斯的“人类健康存在于人类微观世界与整个宇宙宏观世界之间的和谐对应之中”,强调了自然环境与人体之间的关系。十八世纪之前,其基本上还是维持将人体的健康的构成是由内外环境的和谐与否相关的理念。但到了十九世纪,鲁道夫·维尔肖提出了细胞作为所有病变中心的概念,认为细胞内部和周围的化学平衡——及其稳定性决定了人体健康或疾病【23】。这个理念从病理生理上找到了根本,即细胞是病变中心。然而,他以及后来的西式学派忽视了细胞绝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大家族,一个共生共存的系统。这就导致后来一系列研究理念经常局限于某些点,受其影响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具有全局观的学者成为非主流派,主流派则失去了全局观。也就是说西医主流学派过于强调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的独立性,而忽视了细胞、组织、器官、系统、有机体的统一性,这样就会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真实的东西。
在西方的健康管理体系中,没有“未病”、“欲病”之说,只有“已病”之说。因此,国内外以西医管理体系为标准的健康管理机构为多,并且最早一批健康管理机构大多脱胎于西医的医院,其管理层与医疗技术人员也都是接受西式医学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人员。因此,其健康管理必然主要着眼于“已病”,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为业务焦点。
西方的健康管理把疾病的早期诊断治疗与康复作为健康管理的核心,这也是西医学派最为明显的弱点之一。形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惯性医疗模式,这对于某些疾病而言,其暴露出的缺陷并不明显。但对于另外一些复杂的疾病而言,缺陷明显突出了。因为,“未病”、“欲病”不再其管理范畴,也没有其概念。西医针对某种疾病开出特定的药物治疗的是症状【24】,而不是追根求源的解决这些形成症状主要问题,对于复杂的内外致病因素,复杂的调控体系,想用简单的技术手段去对待,绝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只会按下葫芦起了瓢。
西医又是如何管理医学检测数据呢?只有正常和异常范围数据的区分,而且这种数据大部分都是某一时间节点的数据,从实际情况来讲,绝大部分人体检测数据应该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某一时间节点的数据变化并不能真实反映它是否处于常态或病态,还必须再根据其他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做出结论。随着科技水平的飞速发展,常态化的可佩戴的无创检测设备的开发与应用,使多种人体机能数据检测实时化成为可能。这样,才能将“未病”、“欲病”的数据进行细分化。否则很难进行“未病”、“欲病”管理。因此,很多数据需要进行“时态”下检测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否则,无法给出动态区间的变化趋势,给出相对科学预测结论。而有些检测数据变化,代表着相当长的时段的一种累积且稳定的数据,即“稳态数据”。相对来讲,则不需要强求进行“时态”下的管理。
中医的健康管理理念始终围绕着整体观念,并把“未病”、“欲病”作为重点关注,能否“治未病”亦是具备上医水平的衡量标准,这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诊断水平。大部分医生则不具备此水平,仅凭一般的表象来判断“未病”、“欲病”,一般来讲是无法做到的。那么,就会使我们的“治未病”的能力大打折扣。因此,应用合适的现代医学检测数据,结合整体的表象数据,共同区分出“未病”、“欲病”,才能“治未病”。诊断是核心,治疗是关键。这种中西方技术的结合也是推动中医健康管理与时俱进所必需要走的一条科学之路。
利用西医的生理检测相关数据与中医的表象分型将“未病”、“欲病”、“已病”做出合理的区分。例如:“未病”的人体血糖波动范围,在正常数值的何等水平,某些时间段动态趋势,进入高值的频次等与肥胖、遗传史、年龄、血脂等等系列数据组合,分析“未病”、“欲病”、“已病”存在何种数据差异,与中医的临床分型阴虚热盛、气阴两虚、阴虚血瘀、肾阴阳两虚的关系如何?进行合适的数据分型则对于标准化诊疗价值更大,特别有益于提高普通医生的诊断治疗水平。 既然,气血是中医健康管理的靶点,那么气的虚与实,血的通与瘀,必然需要通过表象观察结合现代医学相关检测数据来做出明晰定位。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数据来区分“未病”、“欲病”,这是高质量完成糖代谢健康管理的核心。大部分“已病”由医院来治疗,而“未病”、“欲病”以及“已病”的部分康复过程,则由健康管理机构来处理。处理方式要因人因势而定。
同样其健康管理期间的相关调理技术方案的确立、调理技术的效果观察等也都基于上述数据的区分水平。如果没有建立动态的长期实时监测,就无法确立“未病”、“欲病”的精准科学的分类,怎么能够做好管理呢?这是目前西医健康管理与中医健康管理共同存在的问题。因此,“未病”、“欲病”相关区分数据的采集、建库、分析必然成为科学健康管理的最为核心的任务。虽然我们的先人经过几千年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丰富文化遗产,给我们指出了前瞻而正确方法论,即治未病才是健康管理的皇冠上的明珠。而西方医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与我们祖先类似的方法论,这可能与其科技发展史的形成的惯性思维模式,以及医疗资本市场贪婪性相关,没了或减少了病人将给多少靠吃医疗饭的资本带来灾难。因此,健康管理的发展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需要我们去解决。
有了正确与科学的鉴别“未病”、“欲病”、“已病”之方案,就要回归到中医的调理、治疗的体系中。将西医的“治已病”的治疗时段提前到“治未病”“治欲病”等阶段,方能达到真正的起到预防复杂疾病的目的。
四.中西医在健康管理中治疗技术方法学的差异
中医健康管理的技术手段包含有:药物、针灸、手术、推拿、食疗、体育运动等。
西医健康管理的技术手段包含有:药物、辐射、手术、体育运动等。
作为健康调理的最为主要手段,所谓“药物”中西医对其认知是有差异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药物来源差异
首先,我们从西医与中医的药物属性上差异做一简述:中药主要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矿物、微生物等,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谓之中药。西药主要来源于工业化的化学合成物,少量的植物、矿物、微生物提取物等
(二)药物的理解差异
药物是指凡能影响机体器官生理功能及细胞代谢活动,用以预防、诊断、治疗疾病和计划生育的化学物质都属于药物的范畴 。药物可以定义为除了基本膳食成分的营养素之外的已知结构的化学物质,当给予活的有机体时,会产生一定的生物效应【25】。当我们从上述两个定义来看,前面的定义更为准确,而第二个定义则稍显狭义。中草药属于前面的定义范畴,西药属于后面的范畴。
中医的植物药物与大部分西药不同,是一个复合物的集合体。其成分的复杂性与炮制的技术方法的发展,解决了某些药物的不良药性问题。而组方的出现代表着利用不同药性的特点,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综合的网络作用平台。这与现代西药的概念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其具备的作用靶点多、层次多、环节多的药物特性,对现代药物分析评价体系来讲带来一个极为艰难的挑战。显然,利用现有的西药评价体系去衡量中药系统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善的科学的研究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新的课题。组方的应用从理论体系来讲应该更为科学,首先,从疾病的角度分析,绝大部分疾病症状的出现肯定是我们机体的正负反馈调控系统机能出现失衡,而且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次之,多种药物的组方构成多靶点、多层次等作用体系。例如:强化主要药物药性、降低某些药物毒性、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运输效率等等。根据正负反馈系统机能的变化不同,即组方药物可以同时调控正负反馈系统, 使之趋于平衡。某些中药既是食品、营养素也是药物,因此,它的这个特点,是中西方对药物定性的差异之一,其实,有些西药也不是绝对的严格区分的。
组方的应用,尤其是对复杂的慢性疾病,更为合理,它既能提高受损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自身抗病能力之外,也会同时改善对机体健康不利的大环境与小环境,使正负反馈调控系统机能从失衡状态尽快恢复的平衡状态。既“扶正”也“祛邪”,方能加快疾病的恢复或者达到完全康复。
按照传统西医的药物治疗基本理念只是“祛邪”,这对于许多受损的细胞、组织、器官,其中一部分处于走向死亡或需要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的关键节点的部分,所获得的收益十分有限,如果,我们加上“扶正”的条件,可能使这部分成员重新获得生机。有人认为不就是那么点成分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绝不能这么理解。当你的细胞、组织、器官正处于功能丧失关键节点时,即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扶正”的结果的确是拿掉了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就能减少许多痛苦。有时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重要环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单靠自身的自我修复机制有时需要付出更为昂贵的成本与代价。给与适当的人为辅助条件,即“扶正”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除了药物疗法之外,结合其他更为绿色的安全的技术手段,如:针灸、推拿、食疗等等,均能强化“扶正”“祛邪”的作用结果,提高健康管理的依从性和有效性。
当健康管理面对的是“未病”、“欲病”、“已病”的所谓疾病不同时态时,需要有所侧重。“扶正”包含的内容主要为补养,次要内容为“调”。“祛邪”包含的内容为调为主。
“未病”需要补养为主,以调为辅;“欲病”以调为主,补养为辅;“已病”则需调补养均衡,总之在疾病不同阶段需要的侧重点不同,要因人因势而动,方可事半功倍。
五.中医健康管理与西医健康管理的科学性的争论的之我见
对于上述中医健康各类相关理论的部分的理解与分析,有人会讲你这是牵强附会,非也。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现代医学知识高度来理解这个现象,你根本就不能完整的理解当“气、血”理论的首先提出者,当时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都是后人在观察理解和应用中不断的增补相关含义,而形成的不是非常完备理论体系。因为,对这个自然现象认知,每个学者的知识储备不同,形成的认知也就不同。例如:现在的我们对于人体功能的维持的理解只是一个大概,离真正的全释其功能差的太远了,虽然,有千千万万个学者每天都在努力,从多个角度探索生命的奥秘,仍然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和恰当的科技发展水平,才能揭开这层面纱。我们为什么要要求我们的前人成为完人呢?
所谓的科学的定义无非是看得见、摸得着、能度量并被公认的结果而已。但是,又有多少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度量的事物存在而没被了解呢?所以对于动之就说这不科学那不科学,这个现象本身就是对科学的极大的不尊重与不理解。我们可以怀疑,但不能否定。
生物的研究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到有机体六个层次,每个层次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难度。相对来讲第一层次的分子难度最小,而第六层次的有机体最为复杂,因为,这涉及到成千上万的分子,并且分子与分子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调控网络系统。在目前而言,就是在研究难度最小的生物分子层面,尚有很多迷点没有揭开,何况有机体呢?
作为西方的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技术主流方法论点,就是从“点”上开始,相对割裂于与其他环境,即限定条件下的实验结果。这种研究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其结论是否完全符合自然生命过程都值得商榷。
而中医的对生命科学的观察与研究思路,则是从最难的有机体系统着手的,虽然这种方法相对粗糙一些,没有所谓的精准的数据支撑,这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对生命整个历程的认识以及科技发展水平相关。就拿目前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而言,达到所谓的“科学”尚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六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只是了解部分,对其复杂的相互影响的网络系统知之甚少。但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许多表象变化的观察来给出相对正确的结论。就好比概率分析,你能说它不科学吗?现代的天气预报即使应用了超级计算机提高了预报准确率,仍然还有一定几率的失误呢。随着多组学、大数据、AI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发展,应用到医学研究中,就会不断的揭示出系统医学中复杂的健康维护机理以及病理生理调控网络关系,表象数据与现代医学检测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
中医的对正常与疾病的整体分析思路是符合系统医学科学理念的,特别是对疾病发生与健康维护的的机制分析上,在中药应用的原则体系上,都要高于西医许多。我们医疗不是为了单纯消除某些疾病症状而治病,而是从人体形成疾病的病因学的多维度分析的结果出发,又通过中药组方多维度调控机理的应用,从根本上来解决健康管理中复杂的疾病问题。这是中医药研究人员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利用先进的多组学和大数据,AI技术等处理能力,系统医学理论等,将中医药的科学性进行充分的论证研究,通过数字化来展示或证明其优秀品质,为完善中医理论在健康管理事业作用而添砖加瓦。
有人认为西医就是科学,中医就是伪科学,就是对科学含义的最大的误解。
西医又有多少他们解决不了的医学难题?又有多少不科学技术方法和理念应用在临床上?误诊误治了多少人?这些问题中医同样有。但中医从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又救治了多少人,又给西医的发展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科学支撑,为什么要苛求中医?科学与不科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给出正确评价的,我们现在关于医学科学知识积累太少,时机也不对,技术水平更不够。因为,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恰当的科技发展水平。
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医学与西医学各有各自的特性,都存在着各自的缺陷,他们未来必然会通过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而达到更高的水平。另外,二者都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还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修成正果,千万不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某些势力的责难而毁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成分。
例如:某人血糖的24小时变化规律,一周的变化规律,一个月变化规律。一季乃至一年或数年的变化规律。
最高值动态区间与最低值动态区间是什么规律?如果最高值动态区间随着时间高频率的向上变动,则预示着血糖调控系统代偿能力下降,有可能出现高血糖(糖尿病前期、又称为欲病)成人:(空腹)3.9~6.1mmol/L或70~110mg/dl; 餐后1小时6.7-9.4mmol/L,或120-170 mg/dl; 餐后2小时小于7.8 或 140 mg/dl;大于120毫克/分升 其换算关系为1mmol/L=18mg/dL,100mg/dL=5.6mmol/L
索引
1.百度汉语
2.Riva MA, Benedetti M, Vaglienti F, Torre C, Baggieri G, Cesana G. Guglielmo Riva (1627-1677) and the end of hepatocentrism: a 17th-century painting. Vesalius 2014; 20: 69-72. PubMed .Google Scholar.
3.Sasse D, Spornitz UM, Maly IP. Liver architecture. Enzyme 1992;46:8‐32. PubMed.
4.Sofer L. Present day status of liver function tests. Medicine 1935;14:185‐254. Google Scholar.
5.Sharon O Jensen-Cody , Matthew J Potthoff. Hepatokines and metabolism: Deciphering communication from the liver. Mol Metab. 2021 Feb; 44: 101138.
6.Jiaqi Liang, Chang Liu, Wenxiang Zhang, et al.Interaction between hepatokines and metabolic diseases. Hereditas(Beijing) 2022, Vol. 44 ›› Issue (10): 853-866.
7.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8.G. Ponchon, A. L.et al. “Activation” of vitamin D by the liver. J Clin Invest. 1969 Nov; 48(11): 2032–2037.
9.Klara Sjögren, Jun-Li Liu,Kristina Blad,et,al. Liver-derive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 (IGF-I) i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IGF-I in blood but is not required for postnatal body growth in mice.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99 Jun 8; 96(12): 7088–7092.
10.Komsa-Penkova R.Srt et al. Fetuin-A—Alpha2-Heremans-Schmid Glycoprotein: From Structure to a Novel Marker of Chronic Diseases Part 1. Fetuin-A as a Calcium Chaperone and Inflammatory Marker. J. Biomed. Clin. Res. 2018;10:90–97.2018.
11.T Nishimura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FGF, FGF-21, pre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the liver. Biochim Biophys Acta. 2000 Jun 21;1492(1):203-6.
12.Jianye Dai, Junwei Fang, Shujun Sun,et al. ZHENG-Omics Application in ZHENG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Chinese Personalized Medicine.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3; 2013: 235969.
13.Zihe Ding, Wenjia Chen, Hao Wu,et al. Integrative network fusion-based multi-omics study for biomarker identification and patient classification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Chin Med. 2023; 18: 48.
14.Tingting Liu, Mingzhen Qin, Xuejiao Xiong,et al. Multi-omics approaches for deciphering the complex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s in stroke: A systematic review. Front Pharmacol. 2022; 13: 980650.
15.Gaosong Wu,Jing Zhao, Jing Zhao,et al. Exploring biological basi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two distinct Syndromes by integrated multi-omics and network pharmacology strategy. Chin Med. 2021; 16: 109.
16.Jiansheng Li, Xinguang Liu,Yanmin Shi,et al, Differentiation in TCM patter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by comprehensive metabolomic and lipidomic characterization. Front Immunol. 2023; 14: 1208480.
17.Smith W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e Hippocratic Tradition. Google Scholar.
18.Opus Paramirum: San Gallo; 1531.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Google Scholar.
19.Fracastoro G. Venezia: Eredi di Lucantonio Giunta; 1546. De sympathia et antipathia rerum liber unus. De contagione et contagiosis morbis et curatione libri III. Google Scholar.
20.Bernard C.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866. Leçons sur les phénomènes de la vie communs aux animaux et aux végétaux. Google Scholar.
21.Bernard C. Paris: Baillière; 1855-1856. Leçons de physiologie expérimentale appliquée à la medicine. Google Scholar.
22.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health in Western medicine. Alberto Conti Andrea. Acta Biomed. 2018; 89(3): 352–354.
23.history of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21st century. Britannica. Jul 18, 2023
24.Sasha Santhakumar,2022 年 2 月 23 日。Google Scholar
25.H.P., Rang; M.M, Dale; J.M., Ritter; R.J., Flower; G., Henderson (2011). "What is Pharmacology" Rang & Dale's pharmacology (7 ed.). Edinburgh: Churchill Livingstone. p. 1. ISBN 978-0-7020-3471-8.
版权所有:重庆西促文化交流中心 渝ICP备13007947号-2 联系地址:重庆2488号信箱 联系方式:hexiexibu168@163.com |